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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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特徵被壓縮，而且認知的努力受其左右，藝術活動必須向其靠攏以求生存。所以，純科學的研究在今日不及它在十九世紀時代受到尊重，純藝術愈益難以維持其獨立性了。

第四，在上述文化的四種特徵之中，各個文化的規範特徵和藝術特徵還在“各是其是”，我們還不容易樹立一個公認的標準來評判孰優孰劣。道德的高下是很不容易作比較的。但是，認知必須是客觀的，而且有一個經驗世界擺在那裡。因此，認知活動的成果是貫穿一切特殊文化的。美國文化和蘇俄文化固然頗不相同，但我們總不能說美國物理學和蘇俄物理學是兩種不同的物理學。據此，如果我們一定要甄別一個文化“進步”與否，那末可採用的標尺有而且只有看它的科學發展到什麼程度。於是，我們可以在這一意義之下說，科學高度發展的文化較高，科學低度發展的文化較低。當然，這完全是就現有的成就而論。就現在的科學成就來評判文化之高低，是唯一可以行得通而且比較客觀的標準或參考點。除此以外，直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找不到任何其他可用的比較標準。當然，這樣的標準之應用所得到的高低評判，與“先天”無關。何況沒有任何文化是“先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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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文化價值與生物邏輯過分違離的問題

文化價值與生物邏輯之間的關係有三種：一，二者互相增長。例如，口腹之慾與請客風氣之盛，男女之慾與“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聖人之教，都是相得益彰的。這也就是說，在這些場合，某些文化價值替飲食男女之慾提供“理由”，使人做來更覺確有所本，理直而氣壯。二，各不相干。中國文化從前以士為“四民之首”。一個知識分子之可作四民之首與他是否力舉千鈞毫不相干。三，互不相容。“生我所欲也”，“義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究竟是“捨生取義”，還是“舍義取生”，這是很難決定的一個問題。在這種場合的衝突，就是基本的生物邏輯與傳統加上去的文化價值之衝突。現在值得我們分析的就是這個問題。

依照生物邏輯，肚子餓了就要吃東西。可是，依照一種文化價值，“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依照生物邏輯，人有了性的衝動就得滿足。可是，依照一種文化價值，人的行為必須“發乎情，止乎禮”，不可以隨便“亂來”。在這類情形之下，怎麼辦呢？就傳統中國的文化價值來說，這是“人禽之分”的關頭。在這種關頭，人應須犧牲情慾，而服從道德律令。這也就是宋儒所說的“去人慾而存天理”。然而，這是一件很難的事。所謂“天理”與“人慾”之戰，自古至今無時或息。時至今日，由於科學知識發達而將那蒙上一層聖化色彩的“天理”之神秘揭穿，以及技術的發達而給人的生物邏輯之“解放”以種種幫助和便利，例如性的泛濫，於是“天理”已經打了決定性的敗仗。不過，它並未消滅。即令是最徹底的存在主義者，只要他不是狼人而是活在人的社會里的人，也扔不掉那與風俗習慣糅混在一起的道德倫範之或多或少的限制。因此，“天理”與“人慾”的交戰還會繼續，直至人類完全變成“聖人”或完全歸於“禽獸”為止。

這是生物邏輯與文化價值之間的一個嚴重問題，也就是生物層界與道德層界的一個永久不息的問題。這個問題是站在古往今來一切治亂背後的問題。歷史上大的道德倫理說教之出現無一不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生物邏輯對人的驅迫和某些文化價值對人的規範或要求常常不相容，於是使人常常陷入動機衝突（motivational　conflict）之中。黎溫（　Lewin）把動機衝突分作三類：第一類是趨進與趨進的衝突（approach…approach　conflict）；第二類是規避與規避的衝突（*oidance…*oidance　conflict）；第三種是趨進與規避的衝突（approach…*oidance　conflict）。文化價值與生物邏輯之間的衝突所造成的動機衝突屬於這三類。

在趨進與規避的動機衝突中，一個人被同一目標所吸引又被它所排斥。而這種衝突是在內心的，因此往往極難解決。同一目標，就文化價值說是應須趨進而就生物邏輯說必須規避，或者，就文化價值來說應須規避而就生物邏輯來說必須趨進。這兩種情形都構成內心的衝突。我們拿文天祥做個例子來說明第一種情形。就中國宋明理學家所高調的文化價值來說，文天祥既然是朝廷大臣，他就應該“慷慨赴死，從容就義”；可是就凡人有求生之慾的基本生物邏輯來說，他最好是投降敵人以“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