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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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首領”。這種關頭是最難決定的關頭。這種關頭所作的決定是人生最大的決定。我們拿另一個例子來說明第二種情形。“逾東家之牆而摟其處子。摟之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然則摟之乎？”這裡就含有就文化價值來說應須規避而就生物邏輯來說必須趨進的動機衝突：如果“逾東家之牆而摟其處子”，那末即為表現一種文化價值的“禮法”所不許，因為這是被視為反禮教的勾當；如果“逾東家之牆而摟其處子”，那末正合人的基本生物邏輯的需要。在這種關頭，人對於同一個目標既想規避又想趨進：文化價值的力量拉著他後退，生物驅力推著他前進，所以他不得不陷於動機衝突之中。動機的衝突使人挫敗。挫敗易於導向侵略。在一個因文化解體而形成的*社會中，大多數人的目標不能達到，於是大多數人陷於種種動機衝突之中。既然動機衝突使人挫敗，於是這種社會到處潛伏著侵略傾向。潛伏著侵略傾向的社會就是“革命”的溫床。在這種社會里，如果有解決動機衝突的意底牢結流行，又有奇理斯瑪人物出現，給大家的侵略傾向匯成一條出路，那末洪流就沛然莫之能御了。第一次大戰以後的德國，近五十多年來的中國，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剛從殖民制度之下解放出來的若干新興國家之*，都足以例示這種情形。

文化價值與生物邏輯之間的違離還有程度的大小問題。生物邏輯對其違離有一個忍受域。這個忍受域之大小又因受不同文化的影響而有大小之別。例如，中國古老文化以“忍受”為最高美德。因此，中國一般文化分子除了具有特別忍受*的美德以外，對於忍受飢餓、水災、旱災、蟲災，以及疾疫所能到達的忍受域，絕非年輕的美國人所能企及。在這一方面，中國文化似乎總是名列前茅。雖然如此，中國文化分子究竟還是人，而不是化石。所以，中國文化的忍受域固然特別大，但不是無窮大。因此，中國有黃災委員會之出現。任何文化對其文化價值之違離生物邏輯的忍受程度都是有一條最後忍受線的。一過此線，任何文化價值的要求，都會打回票，或變成呆賬，或根本被推翻。當著文化價值違離生物邏輯時，其所要求違離的程度在忍受域以內因而可以“將就”時，生物邏輯可以有彈性地向文化價值調整。例如，我們的生物邏輯之一是喜歡吃好東西，可是我們的傳統文化價值是講節約。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有道德夫子叫我們不要大魚大肉的吃，而吃青菜豆腐。我想，為了勉學作“聖賢”，許多人是可以照辦的。然而，如果我們的道德夫子對於這種成績還不滿意，他要大家向甘地看齊，人人向伯夷、叔齊學習，那末大家恐怕只好“作鳥獸散”了。複次，當違離生物邏輯的文化價值不復有社會基礎，然因其尚為一形式條件，因心理慣性而使它餘威猶存，很少有人敢於正面反對時，就很容易變成舌頭上服務的詞令。如果現在有人強調“婦道”，強調片面的“貞操”，我想就會落空。

六　文化對文化的倚賴

不同的文化可以分作這個文化或那個文化。同一個文化可以劃分作不同的發展階段或不同的制度或不同的要件。依據這裡所作分別，所謂“文化對文化的倚賴”可以有這幾種意義：第一，這一個文化對另一個文化之全般的或區域性的倚賴。例如，在技術上，清末中國人興建新式海軍非仰仗西方文化不可。第二，在同一文化之中，後一個發展階段對前一個發展階段的倚賴。這也就是說，如果同一文化沒有前一個發展階段，那末便不能有後一個發展階段。因為，後一個發展階段是從前一個發展階段衍生出來的，或者後者至少與前者相承。例如，就儒學而論，沒有孔孟就沒有程朱。就器用而論，沒有電學上的發現，就不可能有今日的電化世界。第三，在同一文化之中，這一個或這一類簇的文化要件的出現或存立常以另一個或另一類簇的文化要件的出現或存立為必要條件或充足條件。農耕之出現，可以大量生產食糧，支援較多人口生存，並養成一反遊獵時代的賓士習慣而安於定住。這樣，才有固定疆界的國邦初型出現，大規模的戰爭才成為可能。輪之出現才導致交通系統。

在人類文化發展的歷程中，最早的擬人（hominias）只能用手、腳、牙這些生物的裝備來獲取食物以維持生存。後來，他們大概用木棍或石頭獲取食物。依照舊石器時代下期（Lower　Paleolithic）考古記錄，擬人之用工具是一件發展緩慢的事。此後，經過舊石器時代中期（Middle　Paleolithic），舊石器時代上期（Upper　Paleolithic），中石器時代（Mesolithic），新石器時代（Neolith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