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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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了自蘇伊士運河危機以來北約內部所出現的最嚴重的裂痕。

可是，重要的是要把波斯尼亞的大敗看做是一個徵兆，而不僅僅是一個事業。在“世界新秩序”這一概念時起時落的整個這段時期內，關於國際事務的許多討論幾乎是不現實的。外交政策的思考家們仍在進行這些爭論：（按照黑格爾的觀念）“歷史”是否已經“結束”；按照弗朗西斯·福山激勵人心的論文，我們是否已經到了“人類思想進化的終點，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已成為政府的最後形式。”

與福山先生的理論形成對照的是後來由塞繆爾·亨廷頓所作的預言，即國際政治今後將為《文明的衝突》所主宰，由七八種主要文化的互相作用來塑造這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未來最主要的衝突將發生在把這些文化彼此隔開的文化錯誤路線上。“

一方面是知識分子的這些雄心勃勃的看法，另一方面是實踐者的猶豫不決，它們之間的對照突出了一種不現實感。越來越明顯，冷戰的結束一在柏林牆的拆除和正式舉行蘇聯的喪禮之間僅僅只有二年——已使得西方的政治家們迷失了方向。不僅是對一些安全體系——首先是北約——和防務戰略必須要重新考慮，似乎外交政策整個的正確性、目的和方向本身都處於爭論之中。

第二節　保守黨人的外交政策原則

俾斯麥曾經說過，要他在執行外交政策的同時注意政治原則，就好像要他穿過茂密的森林時用牙齒咬著一根12英尺長的杆子。這一觀點得到了一些保守黨理論家的支援，他們要求我們在制訂外交政策時只考慮國家利益。事實上，他們做法的邏輯明顯經不起推敲。我們怎樣認識我們極其重要的利益？一旦認識後，我們怎樣能最好地尋求這些利益？它們包括其他國家的自由和民主嗎？你怎樣說服你自己的公民或其他政府和你一起走你所選擇的道路？國際秩序的某一組織在多大程度上也符合國家的具體利益？如果符合的話，我們應該為它作出多大的犧牲？不參照一定的原則，這些問題以及其他一些類似的問題都不可能得到回答。

我認為，保守黨處理國際事務的做法要依據5條原則。可以在不同的程度上和以不同的組合方式利用這些原則迎接我們面臨的挑戰。

這些原則中的第一條是，只有當一個大國或一個強大得足以挫敗其他強國挑戰的、持久的聯盟對集體安全作出保證，才能維護集體安全。在當今世界，這意味著美國必須保持其獨一無二的超級大國地位。不付出代價是做不到這一點的，但不能期望由美國的納稅人單獨承擔這個代價。此外，也不會沒有摩擦，俄國以及在今後適當時候會成為強國的中國、印度、日本、巴西等國——更不用說高度敏感的歐洲人——都會對此感到忿恨。但是為了和平與穩定，這一選擇的壞處最小最小。

當其他國家更加以世界強國的面貌出現時，美國不能獨自長期維持這一地位。但這一事實不能否定上述論點，雖然它的確能修改這一論點。首先，是時間上的間隔。經濟最先進的國家不會自動地在軍事上佔有優勢，特別是像現在，軍事技術——在這方面美國勝過其他國家——是關鍵，而不是簡單地看用於防務的資源有多少。無論怎麼說，重要的是不要低估美國的經濟潛力，因為不僅包括北美而且包括南美在內的廣大的自由貿易區為這一潛力開闢了前景。

還有，如果美國領導世界的擔子要延續到22世紀，它將需要可靠的盟友——它們願意分擔而且要完全分擔這一擔子。到底如何能做到這一點——怎樣適當地分擔向北約的投資，特別是對北約範圍以外的活動的投資，以及怎樣在經濟上利用大西洋自由貿易區加強它的基礎——這也許是我們今後10年所要討論的最重要的課題。但是，不管分擔這一負擔要採取什麼樣的公共機構形式，也不管美國和歐洲如何分攤這一負擔，領導世界仍將承擔繁重的義務。不過，它們也會得到補償，特別是國際上的安排和全球性機構作出的決定將傾向於反映美國的利益，也會從而擴大包括西方的利益。的確，除非這樣，否則，有民主精神的選民們，特別是美國的選民們，將不會準備付出這一代價。

我的第二條原則是，在外交政策方面，我們應該承認地區均勢的價值。這是與美國全球作用這第一項原則有關的、一個重要的限定性條件。保持地區均勢將有助於減少需要美國所領導的干涉的次數。當一個國家為了自己的利益與其他國家結盟去反擊和遏制一個可能成為起支配作用的強國時，就形成了大體有益的均勢，減少了對該地區最強大的國家的誘惑力及其幹壞事的可能性。當然，英國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