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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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二日）的日記中寫道：“得徐毅甫詩集，讀之，必傳之作。毅甫名子苓，乙未舉人，合肥人，能古文。集中有指斥壽春（謝俊美按：當為壽州之誤）舊事，……彈章疑出其手，集中有裂帛貽湘鄉之作也。‘翁同龢關心自己兄長被參一事完全出於情理，其日記所載當然不謬。徐一士先生文中述及翁同書的結局也與事實不符。翁同書後來改留甘肅軍營效力，並未充軍新疆。因此，說翁同龢因乃昆同書被參一事對李鴻章公報私仇，純屬子虛，根本不存在。”

在上述翁同龢日記中，翁並沒有肯定徐毅甫就是曾國藩彈章的起草者，僅“疑出其手”，但至少排除了李鴻章代擬彈章並翁、李由此結仇的可能性。我們還可以看出，翁同龢即使在懷疑徐毅甫曾是彈章起草者的情況下，對於徐的詩集仍然作出了“必傳之作”的高度評價，而且是寫在私人日記之中，由此，翁的人品可見一斑，他是一個心胸狹窄、挾私報復的小人嗎？

此事真相大白，翁、李之間的矛盾若再純粹以個人恩怨來解釋，恐怕就難以支撐了。翁、李長期不和是事實，翁同龢本人也難免封建官僚習氣，但就大的方面而論，翁同龢堅決主張抵抗外來侵略，積極支援戊戌變法，光緒皇帝對日宣戰詔書和宣佈變法的《明定國是詔》都是由他起草的，這些都應該予以肯定；而李鴻章則在甲午戰爭中喪師辱國，並且親手簽訂了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戊戌變法期間又親手簽訂了租讓“新界”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豈止這兩份，他的一生簽訂了大量的賣國條約，是一位割地賠款的專家），兩人的是非功過，應該有一個基本的界限。

面對歷史，我手中的筆很沉重

請讀者原諒我化費了太多的筆墨來談論歷史，儘管我極力想把話說得簡練，這篇《後記》還是顯得太長了。沒有興趣讀這些史料的讀者完全可以跳過去不看，而這些事我卻不能不做，這些話不能不說，因為對於歷史小說來說，歷史的真實就是她的生命，在動手寫作小說之前，作者不能不化費許多工夫去弄清歷史上的許多事件和人物，以期儘量準確地把握那個時代，反映那個時代。

我在以往的創作中對歷史題材有著濃厚的興趣，但晚清史卻恰恰是我最不喜歡的，因為那是一段充滿民族屈辱的歷史，封建末期王朝的腐敗沒落、軟弱無能，列強的虛偽狡詐、兇狠殘暴，把中華民族推入災難的深淵，令人目不忍睹。然而，當代中國就是從那災難的深淵之中走出來的，從1898年大清國租讓新安縣，淪為港英“新界”，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過半個世紀的時間，歷史就已經天翻地覆，中國政府宣佈廢除帝國主義強加於中國人民的一切不平等條約，願與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建立外交關係，毛澤東主席莊嚴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1982年，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應邀訪華，與中國政府商談解決香港問題，令人不禁想起英國在1842年、1860年、1898年以強權政治和堅船利炮脅迫清政府先後簽訂《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這三個關於香港的不平等條約的情景，歷史和現實形成了強烈的反差。1984年，中、英兩國政府發表《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宣告》，中國政府定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包括香港島、九龍和“新界”）恢復行使主權，英國政府於同一時間將香港交還中國，百年國恥，一朝雪洗，這一偉大事件給予中華兒女何等的振奮，又使當今世界何等的震驚！

正是“待從頭收拾舊山河”的激情，使我萌生了以小說形式再現香港歷史的念頭，但我也深知這一題材的艱鉅，在沒有做好充分準備之前，是不可能動手的。待1987年秋天完成《穆斯林的葬禮》之後，我便把讀書的注意力集中到晚清史和香港史方面，經過陸陸續續幾年的準備，1994年，我終於踏上了南下香港之路，從此開始了歷時三年的往返京、港兩地的採訪和調查研究。在這期間，我儘自己的所能，考察了香港、九龍和“新界”有關歷史，閱讀有關書籍、文獻、資料數千萬字，採訪各界人士數百人次，並且實地踏勘一些歷史事件的發生地，探尋尚存的歷史遺蹟和文物。在調查研究的過程中，將要誕生的小說的輪廓漸漸清晰起來。一個半世紀的香港史在五千年的中國歷史中只不過是短短的一瞬，而對於有限的人生來說卻太長了，一百五十年間已經更迭了好幾代人的生命，如果要想以某個人物貫穿始終，是根本不可能的，那麼，就只好擷取歷史的片斷。經過反覆考慮，我決定以十九世紀末的“香港拓界”為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