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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鄧菁士為代表的一批抗英志士,在異邦入侵、國難當頭之際所表現出的高昂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值得我們永遠景仰、永遠紀念,他們是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
不以成敗論英雄
鄧菁士等人領導的抗英武裝力量,直接參戰人數達二千六百人之眾,他們所使用的武器,包括從民間購置的大炮、原各圍村防盜自衛的抬槍、從各種渠道購買的長槍、短槍(其中有些是太平天國繳獲的“洋槍隊”武器,太平天國失敗後,這些武器失落民間)、大刀、長矛、三叉戟、匕首,與港英的正規軍隊和警察部隊相比,武器裝備低劣,人員軍事素質不足,然而他們不畏強暴,敢於以弱戰強,先後組織了1899年4月15日的首戰大埔、4月17日的再戰大埔和伏擊林村谷、4月18日的反攻石頭圍等多次戰鬥,雖均未能獲勝,但屢敗屢戰,寧死不屈,可歌可泣,而且在軍事上、心理上都給英軍造成了重大打擊。港府輔政司兼“新界”專員駱克曾在1899年4月19日的報告中說:“要是他們有近代化的武器,我軍恐怕就更加為難了。即使如此,他們用原始武器開火的那股勁頭,也顯出他們渾身是膽。”駐港英軍司令加士居少將在1899年5月5日的報告中說:“如果叛亂不被及時制止,很可能蔓延成一種可怕的規模。目前我們發現,他們的行動都是經過周密的部署,哪怕是一次小小的勝利,都會使情況日益複雜。”英軍奧格爾曼中校在1899年5月6日的報告中也說:“我相信敵軍的數量一定非常可觀,而且把所有的賭注都押在這上面了,他們希望以佔絕對優勢的人數來壓倒我們,但中國人對近代化武器的威力並沒有任何概念。”從英方當時的許多函件和報告都可看出,抗英武裝力量的人數眾多,鬥志昂揚,領導者也具有相當的軍事指揮才能,但武器低劣是他們的致命弱點,而且在兩國已經簽訂《專條》,清政府軟弱無能、處處退讓的情況下,民間抵抗運動最後失敗的命運是不可避免的。
在以往的一些史料性著作中,曾有過鄉民大敗英軍的記述。如了又著《香港初期史話》(1958年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稱:“4月18日,群眾2500人在上湧與英軍激戰,把英軍打敗”:“5月,英軍大舉反攻,炮轟錦田圍,奪去鐵門作為戰利品。”李宏著《香港大事記》(1988年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也稱:“4月18日,新界人民2500多人在上湧與英兵激戰,挫敗英軍。”
劉存寬在《香港歷史問題資料選評——租借新界》(1995年香港三聯書店出版)一書中曾指出上述說法不確之處有三:其一,4月18日激戰的發生地在上村石頭圍而非“上湧”;其二,當日戰事的勝負恰恰相反,26O0名抵抗者向上村石頭圍的英軍發起反攻,遭到英軍伏擊,抵抗者受到重大損失,此後已無力進行戰鬥;其三,英軍奪走吉慶圍鐵門,發生在4月18日上村之戰的當日,而非5月。
我在當地採訪時曾經得到關幹“石頭圍鄉民大戰殖民軍”的一些素材,據說:太平公局將主力集中在雞公山,前面及左右兩翼分佈戰鬥部隊,完成對石頭圍英軍的包圍態勢,另派數支突擊小組,引誘敵人迷失方向,並分段截擊敵人的補給線。4月18日,大埔大約七十多條村落的武裝分別抵達石頭圍外圍陣地,深圳、東莞、惠州的團練由太平公局派人引導,一部分上雞公山與主力會合,一部分散人各圍村,包圍已被困在叢林中的近五百名殖民軍。豪雨中殖民軍幾次突圍,都未能衝出密集的火力網,糧食陷入恐慌,運輸用的軍馬被宰殺,連中毒生病的軍大也宰來吃。抗英武裝以“八爪魚戰術”,於4月19日凌晨全面出擊,先從觀音山對面的各條戰線展開攻擊,“引蛇出洞”,分散敵人兵力,然後由主力搗其巢穴。在滿天火光、殺聲震地的原野上,殖民軍指揮官六神無主,手忙腳亂,武裝鄉民前仆後繼,殺入叢林中,殖民軍死傷一百多人(一說二百多人),武裝鄉民犧牲三百多人,4月19日午後,石頭圍之戰結束。
這一說法當然令人振奮,我在小說中也極願意描寫一場抗英鄉民大敗英軍的戰鬥,但反覆研究其他有關文獻,總覺得上述說法缺乏足夠的依據。英軍奧格爾曼上校在1899年5月6日發出的報告中曾詳細描述了上村之戰:“在下午約2:30的時候,我得到報告說中國人正在向這方靠近。觀察局勢之後,我看到了不少中國人向我們逼近,意圖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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