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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襲擊我們。我馬上命令伯傑上尉去作準備,我不知道哪些沒有參加昨天戰鬥的應派出去,哪些疲勞計程車兵應該休整。大概下午3:00,伯傑佈置他計程車兵各就各位,然後我們在那裡等待敵人的到來。敵人排成三列,隊形非常整齊,他們越過乾涸的被犁過的田地,揮動著旗幟,大聲地叫喊著向我們衝過來,很顯然這是中國人一項計劃好的行動。他們開始從遠處射擊,3。5英寸口徑的槍彈在我們身旁落下,我們聽到了一些來福槍射擊的聲音,但是好像數量不多。當他們行進到500碼之內,伯傑開始向他們開火,以便保證射程,而且能看清楚射擊的效果如何。伯傑然後開始前進,看見他們馬上掉頭狂奔,也忘了開槍。我們繼續追擊,一直向他們開火,直到他們跑出我們的射程之外。”
在同一天晚上10:OO,駱克的報告說:“自從我上封報告(指同日下午3:OO的報告,引者注)發出後不久,中國人就襲擊了我們的軍隊。我方無傷亡,中國人的傷亡情況還不清楚。整個戰鬥期間我都在場。戰鬥結束之後,我們去錦田,拆下了兩個村莊(引者注:指吉慶圍和泰康圍)的大門。然後我們回到上村,今晚將在此過夜。明天我們將去元朗和屏山。”
奧格爾曼是上村之戰的指揮者,駱克是目擊者,他們對這場戰鬥的記述應該是基本可靠的。如果說這場戰鬥是抗英鄉民大獲全勝,英軍死傷一二百人,而且戰鬥到次日午後才結束,那麼又怎麼解釋英軍在上村之戰的當天去錦回拆下了吉慶、泰康兩圍的鐵門然後又回上村過夜呢?我反覆考慮,似無這個可能。所以,民間傳說的素材雖然激動人心,也只好割愛,沒有采用,而按照比較可信的依據,寫了抗英鄉民反攻石頭圍,中了英軍的埋伏而失利。
劉存寬在《香港歷史問題資料選評——租借新界》一書中評述上村之戰說:“新界人民的武裝抗英,譜寫了一頁中華民族反對外來侵略的壯烈史詩。新界地域、人口有限,在抗英作戰中猶能動員數千之眾,兩戰於大埔,再戰於林村、上村,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雖屢經失敗,付出重大犧牲,仍然萬眾一心,英勇頑強,百折不撓,戰鬥到最後關頭,可歌可泣。”“此外,抗英隊伍作為農民武裝,所表現出的高度組織性也是驚人的。”“然而,這次武裝抗英是在極為不利的條件下進行的。首先,在抗英發動之前,《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已經簽訂,租借新界已是既成事實,英國的接管勢在必行。當時清政府正因列強紛紛宰割中國而疲於奔命,無力也不敢支援新界人民的抗英義舉。這種狀況使新界人民失去抗英的後盾和大後方,孤立無援,直接導致了鬥爭的失敗。”“其次,新界抗英隊伍的主體是當地的團練,敵方是英國的正規軍,抗英者在作戰經驗、作戰訓練和組織的嚴密程度上顯然遠遜於英方。武器裝備上的懸殊劣勢也是抗英作戰失敗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
這一番分析和評述是實事求是的。
“新界”人民抗英鬥爭的失敗是由歷史條件所決定的,然而這場鬥爭的愛國主義性質卻不因失敗而改變,抗英志士雖敗猶榮,雖死猶榮!
關於吉慶圍保衛戰
根據前引的駱克報告,可知英軍進攻吉慶圍、拆走鐵門的行動發生在4月18日上村之戰的同一天,而不是其他時間。
以往有些書中說到英軍攻佔吉慶圍,往往採用“炮轟”的說法,這也是不確的。據劉崇先生向我提供的材料,可知英軍攻破吉慶圍是在密集的火力掩護下,強迫民工架起浮梯,由工兵運載強力炸藥,在圍之東北角牆身挖孔填入,將圍牆爆破出洞口,而後爆破隊和衝鋒隊攻入。據劉崇先生介紹,吉慶圍村民當時曾進行英勇抵抗,與英軍展開激烈的巷戰,在殖民軍優勢火力下,橫街直巷,灑滿鮮血,屍體縱橫交錯。吉慶圍當時只有三十多戶人家,男丁被屠殺者達六七十人,有些系全家被殺。殖民軍入室姦淫擄掠,無所不為,頻頻傳出婦女淒厲的叫聲,被強姦的婦女多數披髮跌足,用布帶自盡在竹梯上。
時隔二十六年,到了公元1925年,“省港大罷工”爆發,香港經濟陷入停頓,這是繼1921年香港海軍船塢工人和電車工人罷工、1922年海員罷工、1924年手車伕和轎伕罷工之後一次規模空前浩大的總罷工,香港各界人民抗英鬥爭的星星之火漸成燎原之勢,“新界”各區鄉民代表一百零二人也於1924年8月24日在大埔文武廟集會,反對港英實施農地建屋補價政策,成立“租界維持民產委員會”,不久改名“租界農工商業研究總會”,後又改名“新界鄉議局”。在此背景之下,港英當局為解決“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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