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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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初十，咸豐皇帝便降旨批准“京師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著即派恭親王奕訢、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管理，並著禮部頒給欽命總理各國通商事務關防。”這件大事從提議到批准，只用了短短一個星期的時間，可謂急如星火，刻不容緩。

然而，憑空增設一座衙門，畢竟不是一句話的事兒，臨危受命的三位大臣肩膀上擔子沉重，不能不詳加策劃。起初，他們曾打算借禮部的地盤設立公所，辦理一切，想想又覺得不妥：禮部乃國家考論典禮之地，本不是辦理“夷務”的地方。如果借用禮部大堂接待外國人，讓那些紅毛洋鬼進進出出，既不成體統，也極不方便。但若是僅僅借用禮部司堂，規格又太低，怕洋人未必心服，說大清國怠慢了他們，那就會沒茬兒找茬兒，無事生非。看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非有個單獨辦公的地方不可。現有的各衙門，都是很龐大的，少者房屋百餘間，多者則達數百間，一個個機構臃腫，冗員充斥。奕訢、桂良、文祥認為，“此次總理衙門，義取簡易”，不打算也不可能照抄以往老套，於是再次上折，奏“總理衙門未盡事宜”，並且附上他們三人草擬的《章程十條》。“查東堂子衚衕，舊有鐵錢局公所，分設大堂、滿漢司堂、科房等處，盡足敷用，無害另構。惟大門尚繫住宅舊式，外國人往來接見，若不改成衙門體制，恐不足壯觀，且啟輕視。擬僅將大門酌加改修，其餘則稍加整理，不必全行改修，並擬由臣等自行估修，以期迅速而資節省。”於是在大門之外建起了這座牌樓，以壯觀瞻。有關人員的設定，恭親王等主張，“總理衙門規制較異，無庸多立名目。擬於司員內擇其老成練達者，挑滿漢各二員作為總辦，再擇二員作為幫辦，辦理摺奏照會文移等事，”他們久居官場，深知各衙門都是“額缺既多，候補尤眾”，連一些才具平庸、沒有辦事能力的人也跟著混飯吃，所以特別指出，“總理衙門司員甚少，未可濫竿充數，各衙門保送滿員，則於郎中、員外郎、主事、內閣侍讀、中書，漢員則擇拔貢、舉人、進士出身之郎中、員外郎、主事、內閣侍讀、中書充補。無論候補、實缺人員均準保送，惟須老成謹飭、公事明白、品行醇正者，出具考語諮送。由臣等考試文理字跡，是否優長，公事是否明白，分別去取。不得以捐納及未經奏留資格較淺之員充數。”至於經費，他們提出，“經費宜節，以杜浮濫也。查各衙門司書役，均有桌飯公費等項，以資辦公。每月所費，悉於衙門解到飯銀內開支，並有支領庫項者。此次總理衙門，未便援照辦理，以致經費浮濫。擬將司員供事僅與值班桌飯，均無庸另給公費飯銀，應用心紅紙張，亦無庸於各庫諮取。所有一切心紅紙張桌飯，以及蘇拉等工食，每月不得逾三百兩之數”。那麼這筆錢從哪裡來呢？他們打算從天津和上海兩地的關稅中想辦法，修理衙門的費用就只好向戶部支領了。《章程十條》的最後還不嫌繁瑣地贅上一筆，“現查鐵錢局除改作衙署外，尚有爐房，稍加修聾，堪作館舍”，供那些“認識外國文字通曉語言之人並學生等”住宿。堂堂的大清國，連開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這等大事都只好窮湊和，可見已經窮到了何等地步！

咸豐皇帝當天便有廷寄上諭：“所有單開各條，經朕詳加披覽，尚屬妥協。惟內酌撥經費一條，所稱‘心紅紙張等項銀兩，擬於天津、上海酌提關稅起解部款內，按各口提用數目，均勻酌提銀兩，由各該將軍督撫尹監督解總理衙門，以資辦公’等語，此項銀兩，亟資辦公，恐各口酌提，一時未能應手。著即按照所定每月支領銀兩數目，徑由戶部關支，將來各口解到酌提關稅銀兩，統交戶部，無庸解交總理衙門，該衙門如有不敷之處，即奏明由戶部支領。”

看來，皇帝比他們還著急。等米下鍋不是辦法，先從國庫裡拿了銀子再說。於是，在聖上隆恩眷顧下，由恭親王親自出馬張羅，把鐵錢局的舊房於改了個門臉兒，裡面基本維持原狀，只粉刷裱糊了一番，大清國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便草草開張，掛牌營業了。英、俄、法、美、德諸國使臣隨即便蜂擁而來，或要割地，或要賠款，或要種種特權和利益，彷彿大清國欠下了他們八輩子也還不清的債。

歲月匆匆，咸豐之後是同治，同治之後是光緒，轉眼間三十多年過去，大清國每況愈下，惟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只出不進的賠本兒生意卻越做越紅火，終日顧客盈門。始作俑者“鬼子六”恭親王奕訢，經歷了協助慈禧發動“祺祥政變”之後的大紅大紫，光緒十年卻又被慈禧一個悶棍打倒，“開去一切差使，並撤去思加雙俸”，責其“家居養疾”。至甲午中日戰爭，朝廷用人之際，經李鴻藻、翁同龢合詞籲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