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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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此文的開頭一段，便於今日的讀者瞭解一些背景材料；摘錄此文的末尾一段，因為那是整篇文章的點睛之筆，也是爭論最激烈的所在。

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姚文元

一九五九年六月開始，吳晗同志接連寫了《海瑞罵皇帝》、《論海瑞》等許多歌頌海瑞的文章，反覆強調了學習海瑞的“現實意義”。一九六一年，他又經過七次改寫，完成了京劇《海瑞罷官》，還寫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學習海瑞的“好品德”。劇本發表和演出後，報刊上一片讚揚，有的文章說它“深寓著豐富的意味”、“留給觀眾以想象的餘地”，鼓吹“羞為甘草劑，敢做南包公”；有的評論文章極口稱讚吳晗同志“是一位善於將歷史研究和參加現實鬥爭結合起來的史學家”，“用借古諷今的手法，做到了歷史研究的古為今用”，這個戲更是“開闢了一條將自己的歷史研究更好地為社會主義現實、為人民服務的新途徑”；有的文章還說：“人們在戲裡表揚‘清官’……是在教育當時的做官的，起著‘大字報’的作用。”

既然《海瑞罷官》及其讚揚者提出了這麼重大的問題，並且廣泛地宣傳了他們的主張，我們就不能不認真地進行一次研究。

……（中略，下為結尾）

現在回到文章開頭提出的問題上來：《海瑞罷官》這張“大字報”的“現實意義”究竟是什麼？對我們社會主義時代的中國人民究竟起什麼作用？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研究一下作品產生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國因為連續三年自然災害而遇到暫時的經濟困難的時候，在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一再發動反華高潮的情況下，牛鬼蛇神們刮過一陣“單幹風”、“翻案風”。他們鼓吹什麼“單幹”的“優越性”，要求恢復個體經濟，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臺，恢復地主富農的罪惡統治。那些在舊社會中為勞動人民製造了無數冤獄的帝國主義者和地富反壞右，他們失掉了製造冤獄的權利，他們覺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囂什麼“平冤獄”，他們希望有那麼一個代表他們利益的人物使他們再上臺執政。“退田”、“平冤獄”就是當時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焦點。階級鬥爭是客觀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識形態領域裡用這種或那種形式反映出來，在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筆下反映出來，而不管這位作家是自覺的還是不自覺的。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海瑞罷官》就是這種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的反映。如果吳晗同志不同意這種分析，那麼請他明確回答：在一九六一年，人民從歪曲歷史真實的《海瑞罷官》中到底能“學習”到一些什麼東西呢？

我們認為：《海瑞罷官》並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雖然是頭幾年發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頌的文章連篇累牘，類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傳，影響很大，流毒很廣，不加以澄清，對人民的事業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討論。在這種討論中，只要用階級分析觀點認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現實的和歷史的階級鬥爭的深刻教訓。

如果說，在反胡風的時候姚文元不過是個小棍子，在反右派時是棍子，那麼，此時已成了江青、張春橋手中的“金棍子”了！

《文匯報》的太上皇

唐朝詩人陳子昂在《宴胡楚真禁所》一詩中，曾發出這樣的感嘆：“青蠅一相點，白壁遂成冤。”自從《文匯報》被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所看中，也就蒙冤受屈了。

張春橋召見《文匯報》總編，發號施令，規定了六條“紀律”，把了解各界人士對姚文元文章的反映，列為“絕密工作”。

於是，《文匯報》社印刷廠裡，忽地冒出了個閒人莫入的“第二車間”——保密車間。

於是，《文匯報》社指定了專門班子負責“《海瑞罷官》問題的討論”。

於是，《文匯報》社奉命逐日向張春橋報告：

一、哪家報紙在第幾版轉載姚文元的文章；

二、各地、各界對姚文元文章的反映（尤其是《文匯報》駐京辦事處，必須隨時報告北京動向）；

三、把重要內容編入內部刊物《文匯情況》。

於是，《文匯報》奉命執行自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創刊以來從未有過的編輯方式：凡是準備發表的有關《海瑞罷官》的文章，必須事先由“第二車間”用老四號大字排出，送張春橋閱定，再退回報社，改用小字排印。拼成大樣後，再送張春橋，待他簽字後才付印。

於是，張春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