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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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得完全清楚。如果自己對某個問題不是很熟悉的話，最好也要謹慎小心，多下一點研究工夫，實事求是，不能夠‘好讀書不求甚解’，更不能‘望文生義’。因為批評是起指導作用的，所以必須在可能範圍內力求正確。”

賀綠汀的骨頭是硬的。在發行量甚眾的《文匯報》上，指名道姓地批評“金棍子”，確實需要足夠的勇氣。

訊息飛快地傳進何慶施的耳朵裡。他拍著桌子說：“賀綠汀自己跳出來了，很好。在報上狠狠批判！要抓住他，他是音樂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這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

有著後臺的撐腰，姚文元挑起了音樂界的一場大論戰。

於是乎，賀綠汀被用繩子跟德彪西捆在一起，同受批判。在《文匯報》上，連篇累牘地發表關於這場論戰的文章；一九六三年六月，兩篇；七月，三篇；八月，三篇；九月，四篇；十月，四篇；十一月，兩篇；十二月，兩篇；一九六四年一月，一篇。

這場“大批判”，還從《文匯報》擴大到《光明日報》、《人民音樂》。

誠如賀綠汀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寫的《姚文痞與德彪西》一文所言：

“這是一次有組織、有領導、有目的的‘大批判’，首先把我當活靶子來打，同時還想釣出一大批‘魚’來批，為他們實行文化專制主義開路。

“文章大都殺氣騰騰，氣勢洶洶。姚文痞還親自上陣指揮。在（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九日《文匯報》上，他寫了一篇化名‘群山’的臭文，除了替打手們打氣之外，自己無法進行回擊，真是‘銀樣蠟槍頭’。九月九日，他又化名‘銘人’在該報上登出《從德彪西想到星海》的文章，把洗星海的文章抬出來作為炮彈……”

賀綠汀痛斥姚文元，被張春橋稱為“文革”前上海文化界“最大的反革命事件”！

在“文革”剛開始，一九六六年六月八日，在張春橋、姚文元的指揮下，《解放日報》、《文匯報》同時以整版篇幅刊載長文：《揪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賀綠汀》。

從此，賀綠汀受盡折磨，以致在一九六八年被投入監獄。他的愛女賀曉秋，年僅二十八歲，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夜被逼自殺。賀綠汀在獄中度過了五年多。直至一九七三年，賀綠汀的三哥賀培真去北京找毛澤東，要求釋放賀綠汀。儘管張春橋曾揚言：“賀綠汀不是反革命，砍了我的頭。”毛澤東還是下令解放賀綠汀，張春橋不得不照辦。直到賀綠汀出獄，回到家中，問起怎麼不見愛女賀曉秋，才知她早在五年前已憤然離世……

“女客人”把上海作為“基地”

差不多就在進行德彪西大論戰同時，姚文元又和張春橋一起，投入“大寫十三年”的論戰。

在一九六三年初，當何慶施提出“大寫十三年”之後，北京保持著沉默。

這沉默並不意味著預設。恰恰相反，沉默意味著反對。

大戰前的沉默。張春橋手中握著《大寫十三年的十大好處》，卻並不急於丟擲。

就在這時，從北京來了“女客人”。

“客人”下榻於上海第一流的高階賓館——錦江飯店，並不拋頭露面。

二月二十二日晚上，上海紅都劇場的燈光漸漸暗下來，大幕徐徐拉開。

這時，一個戴著大口罩和紫色秀瑯眼鏡的五十歲的女人，在一個也戴著眼鏡的瘦削的男人陪同下，悄悄步入劇場，坐了下來。

舞臺上，上海愛華滬劇團在演出滬劇《紅燈記》。

沒有上臺祝賀，沒有接見演員，沒有呱啦呱啦發表講話——未等謝幕，那女人便又悄然離開了。

這是“女客人”在上海公眾場合唯一一次不露面的露面。

“女客人”——這是張春橋規定的江青的代號。

江青明確地對柯慶施、張春橋說：“我支援‘大寫十三年’！我來到上海，覺得非常親切。上海的‘氣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當作‘基地’！”

張春橋原原本本向姚文元轉達了“女客人”的話。姚文元不斷地思索著：“基地”意味著什麼？

四月，乍暖還寒的北京。在新僑飯店的會議室裡，終於打破了沉默，開始了一場大戰前的前哨戰。

中宣部在那裡召開文藝工作會議。

瀰漫在會議室裡的煙霧，彷彿不是出自一根根香菸，而是出自炮口的硝煙。

兩軍對立。氣氛顯得那麼緊張。

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放炮了。

中宣部副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