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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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實用的工具,但是它缺乏堅實的理論基礎,用來處理礦物元素時更不可靠。他們還批評鮑林用共振體來解釋分子性質的方法。在實踐中,這種方法依賴於選取若干個恰當的初始結構——即所謂的正則結構——在它們之間形成共振,然後再恰當地權衡每個共振體的貢獻得出最後的結果。一般來說,分子越大,包含的原子越多,那麼解釋分子性質所需要的正則結構的數量就越多。鮑林具有超常的化學直覺能力,常常能得到恰當的共振體,但其他化學家就得不出,鮑林的一個學生韋蘭特(他曾成功地應用價鍵理論進行有機化學的研究)走得更遠,他引入一種所謂的“受激態”結構——純粹想象出來的在自然界不可能現實存在的結構——作為共振體的構件,使事情更加複雜化了。一些化學家認為,這種做法無異於鼓勵人們胡思亂想,把各種怪東西都塞到正則混合體中去,價鍵理論的任意性太大了。越來越多的化學家產生了這樣的感覺:鮑林和他的追隨者為了解釋某種分子的性質,可隨時從他們的帽子裡變出所需的共振混合體。
到1947年,甚至韋蘭特也承認,儘管共振概念從總體上看對解釋化學現象很有用,但確定正則結構的數值時,“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很不可靠……然而我並不認為這種方法是完全沒有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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