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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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若干天，鮑林開啟了一封來自西弗吉尼亞馬歇爾學院院長的來信，這位院長在信中表示遺憾地收回向鮑林發出的給有關領域科學家作一次講演的邀請。這位院長寫道，問題當然不在於鮑林的政治信仰，而是因為這可能引發當地公民的“強烈抗議”，從而有可能使鮑林夫婦陷於不必要的窘境。然而，鮑林卻不買賬。“您竟然使用這種方式行事，為此我深表不滿，”他在信中這樣回敬對方。他建議對方重發邀請，後來就再也沒有收到對方的迴音。

在跑林看來，更欠公正的當推夏威夷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們的行為了。他曾被安排為該校一幢新的化學大樓落成典禮剪綵，但是校務委員會受到該州反顛覆官員的警告。這些官員聲稱，他們從加利福尼亞的同行那裡收到了特尼委員會關於鮑林的一份檔案材料。於是，校務委員會迫使化學系撤回了對鮑林的邀請。鮑林是從一位記者那裡得知這一訊息的，他同樣直言不諱地提出了自己的批評意見：“我非常吃驚，堂堂一所大學的校務委員會，本來應當是由一些志士仁人組成的，然而這個機構竟然可以不向對方指控就審判一個人，並公開宣佈這個人有罪，而且根本就不給人家申訴的機會。”當這一爭議公之於報端時，媒體派人找到杜布里奇瞭解他的意見，這位校長守口如瓶，只說他看不出這一問題與加州理工學院有什麼相干。

靜下心來以後，鮑林給夏威夷大學校務委員會去了一信，對他們的行為表示“強烈的憤慨”。“你們認為，一個美國人，堅持自己的獨立主張，不願受人支配，反對頤指氣使的官員指手畫腳。就成了非美國人了嗎？”他這樣寫道。“我不這樣看。我想，這種人與那些不表示反對態度的人相比，更加具有美國人的氣質。”他隨信還附上了一份有關自己政治信仰的宣告——其中也提到他拒絕參加共產黨一事——他要求對方重新發出邀請，並且暗示，要是對方不這樣做，他將訴諸法律。但是，該校校務委員會仍然堅持自己的立場。

不管怎樣，鮑林還是決定到這個群島去走一趟。此時正值度假的美好時光。他的幾篇關於蛋白質的論文剛剛刊出，政治氣候也在升溫，他需要休息一下了。況且，到夏威夷去也是表明自己鄙夷和不滿的一種方式。“我想，到檀香山去還是值得的。到那裡可作幾次科學講座，同時也可向這個群島的居民表明，夏威夷大學校務委員會撤回對我的邀請是犯了多大的錯誤，”他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他說服了美國化學學會夏威夷分會邀請他作一系列講演，於5月底帶著愛娃·海倫一道飛到了檀香山。這次旅行終於成了一個非常令人高興的轉折點。每次講演都受到一批批熱情洋溢的科學家的熱烈歡迎。大家都急切希望瞭解他的最新發現。講演完畢後，許多人上前與鮑林握手，感謝他蔑視有關方面的狹隘偏見所顯示出來的勇氣。檀香山報界也站在鮑林一邊，開始質問夏威夷大學校務委員會為什麼採取那樣的行徑。

這對鮑林是一個很大的鼓舞。看來，在一段較短的時間裡，由丁奮起堅持自己的信念，他不但維護了自己的聲譽，而且給別人也帶來了希望。

然而，從夏威夷歸來後幾個星期，氣氛又變得沉悶起來。從1948年開始，鮑林曾多次成功地擺脫有關方面要他接受忠誠計劃的審查，但是，要避開這種糾纏將會愈來愈困難。1951年，朝鮮戰爭煙火瀰漫，羅森伯格審判案又再次將原子彈間諜問題變成了人們議論的中心。杜魯門簽署了另一項行政命令，進一步提高了忠誠的標準。只要對一個人的忠誠有疑問，那怕缺乏任何切實的證據，就可以成為免去這個人公務員職位的理由。成百上千個案例又重新開庭審理，愛德華德·康頓的案子就是其中之一。這一次，這位長期受難的物理學家吃足了苦頭，最後被迫辭去了國家標準局局長的職務。

政府用於科學的經費，特別是用於屬於保密防務研究的經費大大增加了。許多科學家、技術人員和工程師為了要找到工作，不得不接受有關方面對自己進行忠誠的鑑定。本來，只是軍方對下屬有關人員進行忠誠的鑑定和聽證，但在此時，面對新近大量湧現出來的有關平民的案件，有關方面對審查制度作了相應的調整，許多非軍方人員也要接受忠誠的鑑定。不過，在其冠冕堂皇言論的背後，忠誠鑑定實際上成了一項影子式的法律制度。非軍方科學家如要得到一項屬於某一密級的政府合同，那就必須將自己的檔案資料送交地區司令官審閱。如果發現可疑的活動和聯絡，那麼這個人的檔案就要送到一個地區性人事安全部門作進一步的審查。那個安全部門有權撤銷此人參與機密工作的許可——此人將不得參與任何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