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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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歲。

以王安石的才學，少年科甲本非難事，但他志在獲取真才實學，並非汲汲於富貴。父親的突然去世迫使他暫時放下了個人的追求，面對家中“母兄呱呱泣相守，三載厭食鐘山薇”的現狀，他只能“刻章琢句獻天子，釣取薄祿歡庭闈”。因此三年守制一結束，他便進京應試，果然天遂人願，一舉而中。

據說王安石本為第一，由於文中有一句話仁宗不喜，才與第四名楊寘對調，於是楊寘成了狀元，他則落為第四。

得中之後，王安石很快就被任命為“籤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淮南三年，他又結識了諍友孫正之。在《送孫正之序》一文中，王安石表達了自己的儒學思想：

時然而然，眾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己然而然，非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如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己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己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眾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峨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為心者，果異眾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為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為心而不已者也。……

這篇文章是王安石現存最早，也是非常重要的有關他儒學觀點的文章。他認為，君子與眾人的主要區別是：眾人則人云亦云，一任流俗；君子則得之乎己，有自己的見解，並按照自己的理解行事。有自己的主見並不是自私自閉，而是順從聖人之道，以周孔之意為意，以孟韓之心為心。他主張不以人言代己意，不以時俗害古道，即便遭遇艱難困苦，亦不詘己以從俗，不改其志，不變其節。君子“術素修而志素定”，不像小人那樣趨利而變、隨風而倒，一旦遇到明主，得志於君，就能變時化俗，使合乎先王之道，而且會非常容易。

這篇文章不僅表達了王安石的儒學思想，還表現了他的政治抱負。他後來力行新法，不顧流俗，不恤人言，就是這一思想觀念的實踐。只是他沒有料到推行新###有那麼大的阻力，並非易如反掌。

王安石以個人為本，從自己出發，這固然繼承了孔子“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的觀點，但與儒家傳統的整體本位畢竟是根本不同的，這裡面是否包含著楊朱之為己、佛教之自性的影響，怕是不可一概而論。

曾鞏《再與歐陽舍人書》稱“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看來古道與古文是相應的，王安石與其朋友的文學主張、政治主張、學術精神是接近的，都力圖借推行古道來改變不合理的現實，使之真正符合儒家的政治理想。

王安石效法孟子、韓愈，似乎頗有排擠異端之意。孟子闢楊（朱）、墨（翟），韓愈排佛、老，王安石以此二人為榜樣，也應當獨尊儒術。也許王安石有類似的思想，但這並不是他的本意。他以孟、韓為真儒，不是完全是因為他們排斥異端，更重要的是他們不隨流俗，堅持己見。孟子之時，天下之學不歸楊則屬墨，此時宣傳儒學，絕不是因為儒家為當時正統，以此相標榜可以升官發財，而完全是出自內在的信仰和精神，故而即便困難重重，孟子還是以大無畏的精神推行其道，“雖千萬人吾往矣”。韓愈之時，天下崇佛，上至皇帝，下至庶民，無一不然，當此之時，公然排佛，也是需要勇氣並付出代價的。韓愈不避萬死，諫迎佛骨，以一人抗天下之流俗，這種精神也不是常人所能有的。王安石所佩服的，正是他們這種“己然而然”、不阿時、不從眾的精神，而不是排斥異端。這一點，正是許多人所未理解的。

王安石不僅希望有孟、韓的學識與精神，還希望比他們更幸運，一日得志於明君，使真儒之效大白於當世。這似乎是他後日變法的預言，可見他推行新法並非心血來潮，而是“術素修而志素定”。

少年高第（2）

慶曆五年（公元1045年）三月，韓琦罷知揚州，王安石成了韓琦的幕僚。據邵伯溫的《邵氏聞見錄》稱，韓琦知揚州時王安石為籤判，經常通宵達旦地讀書，因此當值時多不及盥洗。韓琦以為他夜間飲樂，故勸他不可廢書。王安石也不辯解，只是說韓公不能知我。後來韓琦知其賢，欲收之為門下，王安石則未從。後來王安石對韓琦很不滿，在《熙寧奏對日錄》中多次批評他，還說“韓公但形相好耳”，並作《畫虎圖》譏諷之。

這一故事半真半假，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