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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瑾對建康城的完整、長遠規劃,無疑充分展現了他名相之才的潛力。
一個人的視野,才是決定他未來成就上限的關鍵。
只是建康城規劃的很好,要建起來卻不是那麼容易。一座周圍四十多里,能夠容納近百萬人口的巨城,這真的超出江東目前人力、物力的範圍了。
孫策建新治所的初心是為了將統治核心從太偏遠的吳縣,遷到靠近中原中原的位置,以方便統治新開拓的西部、北部郡國。
可若要因此而浪費太大的人力物力,導致統治不穩,甚至耽誤爭霸天下就得不償失了。
所以孫策看向諸葛瑾,認真的問道:“自喪亂以來,民人失所,江東各郡,疆域初定,加以兵戈至今未休,丹陽、豫章仍在大軍征討,狼煙四起。以江東人力,欲修此恢宏巨城,恐怕會使百姓沉重,民不聊生。卿可有何方略規劃,以建城城池?
諸葛瑾則立即讓隨從獻上了一份捲起來的紙質輿圖,這又讓蔣欽一陣緊張,就怕他像荊軻一樣來個圖窮匕見,不顧諸葛瑾的顏面,也要開啟輿圖檢查一遍。
孫策見此,不禁一笑,由於組建了繡衣衛,他們最大的職責就是防奸備刺,對刺客的防範可謂是達到了極致。
江東刺客想再刺殺自己,難度可真的是堪比登天了。
不想諸葛瑾難堪,孫策便笑著轉移了話題,說道:“這白紙便利,的確是遠超木簡啊。以紙作圖,不論尺寸還是精準都遠超竹木。”
諸葛瑾頗為認可的點頭,說道:“天下造紙之術,以左伯紙為最,但造紙之規模,卻的的確確是我江東冠絕天下。不論是公務往來,亦或抄書習字,皆大為便利。我政務之餘,便已抄募了五本經史送與了舍弟。”
孫策嘆道:“如今學文不易啊,士人學子皆不得不借書抄寫。且難免有錯字,使原文失意。”
諸葛瑾點頭,說道:“故以我之見,建康城建城之初,便應由我江東大儒,效仿東觀校書,正五經文字,刻石立碑於城中宮殿之前,以供天下學子臨摹檢校,謄抄拓印,必有後儒晚學,四海雲集,觀視及模寫者,車乘日千餘輛,填塞街陌。”
這個時代,皇家能夠掌握文化解釋權,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皇家真的不惜代價,設定了校書郎、校書郎中等官職,典校秘書,正五經文字,讓經典之作,不至於在一次次謄抄中徹底失去其本應。
諸葛瑾說的這個辦法,正是效仿的大儒蔡邕,他在熹平年間,刻石碑於東觀之前,將儒學經典《周易》、《尚書》、《魯詩》、《儀禮》、《公羊傳》、《論語》、《春秋》皆以隸書用飛白體書法,刻於石碑之上,供天下學子臨摹。
書法這種東西,還是需要白紙才能練成的。蔡邕就是每每作書,非左伯紙不妄下筆。
他這個飛白體書法,和用白紙的習慣,也是使得白紙的流行程度大增。
諸葛瑾的這個提議,的確是不錯,刻石立碑之後,不僅能夠提升江東的文教水平,而且能提升江東的文化話語權,讓天下不敢再將江東視為蠻荒之地。
更重要的是,每天車乘上千輛往來,那進入建康的人口,一年不得有幾十萬?而且都是讀書識字計程車人,屬於可堪一用的人才。能留下十分之一定居,建康的人口規模就起來了啊。
當今天下,還真沒幾個城邑的人口超過十萬,吳縣算一個,成都應該也算一個,襄陽、壽春和鄴縣有可能,再其他城邑都殘破不堪,能有兩三萬人就算大城了。
透過這個十萬人口的城邑,也能看出來當今諸侯,哪些比較有潛力,有望一統天下。
因為只有這種大城才能發展出來繁華的工商業,給諸侯提供足夠的財富,去組建強軍。
這也是為什麼,去年末曹操剛統一了兗州,他自己卻不待在兗州,而揮師南下,打下潁川、汝南一帶,去經營許縣了。
可以說沒有毛玠為他提出這個“奉天子以令不臣,脩耕植,畜軍資”的戰略,沒有許縣的屯田,只靠他手上那個徹底被打殘破,千里無人煙的兗州,曹操絕不可能一統中原。
而曹老闆也是真不當人,對這種功臣,只因別人告發毛玠言論傲世,就將其給賜死了。
當然幫曹老闆立下赫赫功勞而被曹老闆逼死的人太多了,婁圭、許攸、崔琰、荀彧、楊修、華佗,曹老闆這一生講究的就是一個翻臉無情。那句寧叫我負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負我。不論真假,都是對他這一生最精準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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