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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6年3月20日,漢洲,黑山城(今澳洲帕默斯頓市附近)。

一座形象古樸的自鳴鐘擺在了工業研究院的案臺上,形如西域浮屠,置架上自以銀塊填之,塔之下層,中藏銅輪,互相帶動,外不得見。中層前開一門,有時盤如圓桶,正面有碩大圓盤,其間刻著“1”到“12”的數字,一長一短指標佈於其中。

“每日時間誤差大概有多少?”齊天欣賞了半天,然後轉頭問道。

“回王上,每日誤差僅百之一刻,旬月間,也不過幾息。”張碩忱恭敬地答道。

“甚好!”齊天讚歎了一句,“此座鐘生產耗費有多少?”

“十餘個工匠分力合作,半月間可做一臺,耗費約兩百八十漢洲銀元上下。”張碩忱說道:“主要是其中小巧機件無法做到量產,尚需人工細磨。”

“王上,座鐘製作完後,還需要一些時日校對,故而,有些費事費力了些。”旁邊的吉坦然拱手說道。

張碩忱、吉坦然二人是一年前齊國移民船隊在南京和蘇州蒐羅的眾多精巧工匠的之一,來到漢洲本土後,登記工匠技術類別時,被工部官員發現他們兩人竟然是鐘錶匠,立時將二人分配至黑山工業研究院,與兩個來自法國的鐘表匠一起研究製造鐘錶。

去年八月,一座巨大的鐘樓出現在建業城市政廣場,每過半個時辰,給城中居民準確地鳴響報時。不過,這座鐘樓之上安置的報時鐘,仍舊屬於比較傳統落後的重力機械鐘。

隨後,幾個鐘錶匠人開始複製生產這個時期歐洲比較先進的擺錘鐘錶,即用彈簧代替重力,擺錘和遊絲兩者配合,使得鐘錶的走動更加穩定和準時。

如今,歐洲鐘錶業發展最好的國家,並不是後世的瑞士,而是英國和法國,他們已經可以生產製造許多高質量的鐘表,為教堂、神職場所、王宮和貴族府邸提供各式精巧的座鐘。

而中國重錘驅動的自鳴鐘,最早見於王徵的《新制諸器圖說》一書。該書所繪“輪壺圖”就是這種機械鐘。王徵結合中國機械鐘報時傳統將報時裝置改為敲鐘、擊鼓和司辰木偶。當然,這一改就使王徵的設計比歐洲自鳴鐘複雜得多。王徵還根據這種自鳴鐘原理設計了鍾機傳動的“腳踏車”、“自行磨”。雖然它們並無實用價值,但表明王徵那時已經學會製造歐洲自鳴鐘。

可惜,後來王徵到了漢洲,對蒸汽機爆發出濃厚的興趣,反而將鐘錶研究給暫時丟棄了。直到路德維德給齊國帶來了兩個法國鐘錶匠,才使得漢洲開始研究製造鐘錶。

記得後世,在大清康熙年間,清廷內務府於宮廷內敬事房下設做鍾處,置侍監首領一人,在端凝殿置兼自鳴鐘執守侍首領一人,專司……並驗鐘鳴時刻。此後,做鍾處逐漸擴大,工匠增多。不少王公大臣的府邸,均有自造的座鐘,以彰顯貴。

從歐洲機械鐘傳入之初,為適應中國人的計時制度,歐洲鐘不得不在計時方法上作修改。錶盤顯示數字由歐洲一日轉兩圈的24小時制改為中國的一日轉一圈的十二時辰制,顯時盤上的羅馬數字也改成漢字。在明萬曆十年冬(1583年初),羅明堅送肇慶府“總督”一架帶車輪的大自鳴鐘,是迄今所知最早作計時制修改的例子。

而漢洲現在製造的時鐘錶盤上,除了部分鐘表標刻漢字外,有的還標刻阿拉伯數字,以為直觀使用。不過,鐘錶的體型仍顯得較大,只能置於固定場所。

“以後,你們研究鐘錶的方向,儘量要實現小型化、精確化和耐用性。”齊天看著案臺上那座笨重的自鳴鐘,心中雖然比較欣慰,但還是稍稍有些不太滿意,“另外,製造成本要儘量壓低,若是能在未來某個時刻,你們研製的鐘表能讓普通富裕家庭可以買得起,那對我們齊國來說,或許就是一個大產業。”

“是,王上。”張碩忱、吉坦然二人躬身施禮道:“我等下去後,定要潛心研究,為王上,為我齊國,研製出更加實用和精準的鐘表。”

齊國對各類工匠和學者專家的待遇極好,除了會分配一套獨立寬敞的宅院外,每月還有豐厚的餉銀,各種實物補貼,以收入來計的話,算是漢洲本土的中上階層。更重要的是,在漢洲本土的所有工匠並不會按照大明那種模式實行匠戶制度,每個人都與漢洲本土其他民眾毫無二致,更沒有所謂的匠籍和世代相襲。

若是有一點與普通民眾區別的話,那就是,所有匠人或行業專家得到了政府上下的高度重視。當然,還有與以往不同的就是,所有的工藝和技術,不再是口口相傳於徒弟或者後人了,必須按照所操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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