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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齊國蒸汽機帶動的機器年代來到之前,世界手工藝產業的最高峰,大規模集中製造生產的最壯盛的成就。

在同一時期的英國手工工場業主只有幾萬英鎊的資產,但大明的民間“資本家”可以調動多達幾百萬的銀子進行投資和生產。

更能表現一個國家工業能力的冶鐵業方面,在大明永樂年間,鐵產量就超過了16萬噸,這比世界上所有國家的鐵產量總和還要多(歐洲鐵產量在18世紀初才將將達到16萬噸)。

粗略估計,在大明時期,中國大約生產了世界30-35左右的製造品,印度和歐洲各佔20,中國和印度佔有世界一半以上的財富。

事實上,從初立的大明到如今的大秦,神州大陸並不是沒有變化,也不是沒有發展,只是這種變化和發展仍然沒有跳出農業——家庭——手工時代。而同一時期,不說狂飆突進的齊國,就是歐洲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從農業——手工時代跨入了工業--初級工廠時代。

目前,大秦的官辦工場也好,民營工場也罷,儘管仍然保持了相當的規模,如織造業、陶瓷業、錢幣制造、造船,以及火器製造,工場人數規模從數百到上千不等。但以齊國人的眼光來看,大秦的製造水平極其原始,生產所用的機器很少,或者幾乎沒有,工具也多以竹木為主--當然,部分工場也進口了一些齊國五金工具,大部分都在用簡陋的牛筋、羊腸、麻繩捆紮聯接,動力全靠人力(少部分有水力),連畜力都不多。

齊國的眾多陶瓷廠和景泰藍工廠,早已經採用鐘錶和溫度計,而景德鎮仍在使用焚香計時和試片測溫。

昔日的天朝上國,歷來就是世界上一個最富裕,也是一個最肥沃,耕耘最得法,最勤奮而人口眾多的國家。可是,在與飛速發展的齊國相比較,就顯得它長久以來似乎已處於停滯狀態,國力反而被齊國迅速趕超。

一個叫戴梓的年輕工部員外郎在考察期間,曾對嶽敬修進言,造成秦齊之巨大差異,蓋莫於科舉和教育的本質,以及社會的氛圍。他認為,大秦如今的教育體系,造就了相對的穩定和極高造詣的文學藝術,卻不能產生齊國這種科學精神和創新源泉。

“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權力和學術上的專制,是對大秦科學技術的最大“摧殘”。在一個權力社會,做官成為所有人的夢想,而科舉考試是唯一的道路。

整個大秦社會,文化層面上明顯是重藝術而輕技術,甚至將技術也變成藝術。在齊國,精巧的鐘表是技術的典範,到了大秦,則成為藝術品,給它鑲金帶銀,極盡裝飾。玻璃,在齊國的應用以放大鏡、顯微鏡和望遠鏡為最,當然,也用於裝飾民宅,可在大秦,一些靈巧的工匠,卻將琉璃加工成奢華的鼻菸壺或者名貴的雕飾。

在儒家文化下,發明和科學本身並不會帶來財富、聲望和權力。而且,在思想上,大秦的讀書人也缺乏必要的實證邏輯和研究定力。

早在春秋時期,《墨經》中就有了有窮、無窮、無限小(最小無內)、無窮大(最大無外)的定義和極限、瞬時等概念。魏晉時期,劉徽首創的割圓術求圓面積和方錐體積,求得圓周率,他的極限思想和無窮小方法,是當時極限思想的深刻體現,更屬世界首創。

而前宋沈括的《夢溪筆談》也獨創了“隙積術”、“會圓術”和“棋局都數術”,開創了對高階等差級數求和的研究。

特別是到了前明時期,數學發展水平達到了的高峰,出現了“垛積術”、“招差術”、“天元術”、“四元術”、勾股數學、弧矢割圓術、組合數學、計算技術改革和珠算等傑出成果,已經接近微積分的大門。但最後,卻讓齊國學者,透過對上述數學成果予以系統總結和延伸突破,不到數年時間,便開創了微積分學,然後洋洋得意地向到訪的大秦學者炫耀。

深受傳統儒家文化影響的大秦社會,還隱有一種老莊思想,信奉“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甚至,還有咄咄奇論,“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人家齊國在四十年前初立,羽翼未豐時,便大力開啟民智,實施全面義務教育,以使民眾通曉文理,掌握基本的讀寫能力和明辨是非之智,也未見齊國“民之難治”、陷入“國之賊”境地?

荀子所著《禮論》中提及,“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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