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三六章 大秦人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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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慾、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

可是，在考察和探究齊國發展歷程後，卻愕然地發現，他們何曾遵循《禮論》之言？

在齊國，彷彿所有的人，所有的事物都是反其道而行，極力踐行“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對任何能促進發展力的器物和方法，都在孜孜不怠地追求。

戴梓最後還給出了一個論斷，我大秦之所以落後於齊國，是由於缺乏必要的動機，而非缺乏能力，這是受限於社會總體環境，而並非由於我大秦子民天生才智弱於齊國人。

這齊國人，曾經都是一些什麼人呀？那都是從我大秦（大明）逃難過去的饑民、難民！

我大秦要改革，要開啟民智，要發展器物，更要全民崇尚科學。

“機器大行，則農工失業必重，然朝廷又將如何予以安置？”嶽敬修沉默良久，喟然一嘆，“我大秦自強之道，與齊國異也。齊國以商務為國本，我大秦以民生為國本；齊國之自強在器物與經商，我大秦之自強在愛民。齊國民數少，故用機器，而猶招攬我秦人以補人力之不足；大秦民數繁，故不輕言以用機器，窮民猶以謀生無路而多出洋之人。”

“天下初定，則生齒日眾，事事仰給人力，尚多遊手坐食之人，再以機器導其惰，聚此數十百萬遊民懶婦，何術以資其生乎？四民之中，農居大半，男耕女織，各職其業，治安之本，不外乎此。倘若，機器漸行，則失業者漸眾，胥天下為遊民，其害不勝言矣！”

當陪同的一名齊國官員聽到戴梓提及能否在秦國仿齊國模式，殖興機器，大力發展工商業，以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時，卻露出一絲意味深長的笑容，輕輕地回了一句：“你們的政治土壤，不太適合我齊國模式。”

戴梓聞言，愕然良久，隨後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人的本性都是求富貴而惡貧寒，每個人都是“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秦國人也不能免俗。

司馬遷曾曰過:“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商人的出現打破了財富的平衡，金錢權力形成了對政治權力的威脅，因此歷代王朝統治者都極力打壓商人勢力，重農而抑商，以農業消解手工業和商業，以“均貧”削減貧富差距。“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

觀大秦治政，也未能脫離歷朝歷代之框架，對工商多少都存在打壓和抑制之舉。因為，商業畢竟是自由的產物，我天朝上國似乎自古便缺乏自由的土壤。

數千年的發展歷程，商人從來就不是社會的主流人群，每一個工商業者都必須面對“一個時刻都可能被官吏藉口執行律法而強加掠奪”的王朝。強大的集權王朝管制和阻礙了商業統治集團的創立，在這種情勢下，似乎只有下層商業，市鎮店鋪和集場能有效作業。

像齊國這般“支援現代工商業的法律程式以私人財產權作基礎”，首先即與儒家傳統道德觀念相反，而後者正是官僚體系奉為天經地義的。

另外，從現代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大陸王朝的中央集權政治的特點是“產權不清晰”、“資訊不對稱”和“激勵不相容”。當官吏們作威作福到無視律法，以至沒有一個人可以說自己的財產是安全的，所有人都在提心吊膽，唯恐受到誣告而被剝奪自己所有的一切。

如果王朝專制，君主暴虐，官場腐敗，人們的財產隨時都有受侵害的危險，那麼，人們往往把資財的大部分藏匿起來，鄉間地主和市間商賈的秘密地窖中積存的一個個巨大的銀冬瓜，無不是對此最為直接的反應。

權力，歷來就是專制社會中最主流的法則。在這種權力為主導的社會中，基本不存在法律上的產權制度，“不患寡而患不均”，人們更關注財富分配，而不是財富的創造。“學而優則仕”，只要進人官僚體系，就可以搶佔他人的財富，這實際是激勵人們去走掠奪性的道路，並在財富的分配上極盡鑽研，而不是自己去努力創造更多的財富。

相反，齊國的工業革命和社會革命將人導向財富的創造，刺激每個人去創造屬於自己的財富，形成一種正向激勵。

大秦之弊，在於制度之困和人心之變，非一時之革新，便能滌盪清除。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