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部分

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暢讀/小說模式並且關閉廣告遮蔽過濾功能，避免出現內容無法顯示或者段落錯亂。

隊伍”來啦。本來早就可以完成這項過程了，但是三樂莊的“分子”們常常陷於混戰，關鍵在於我們的班長，他“右左”“右左”得你毫無辦法。恰恰在當了右派以後，他嚐到了做領導和抓鬥爭的其樂無窮。第一，他幹活還是比較不錯的，第二，他動輒放棄休假，而除了他以外，別人那個時候的唯一盼頭便是到了日子能回家休息兩天。憑這兩條他就是表現得最好，無人匹敵的了。

實在攔不住休假了，他也要佈置休假期間寫思想總結，開兩次會議彙報休假不忘改造的情況。我曾經不無小人之心地猜測，他肯定與愛人夫妻關係不佳，否則怎麼可能老不回去？此後多年，當我看到一篇報道說某位藝術家或某位幹部怎麼以單位為家從不休假的時候我都會猜測他們的家庭關係是否有問題。抱歉的是，大部分我猜對了。三樂莊諸公一散夥，我也就聽到了班長與妻子離異的訊息。那位知名藝術家的家庭也是很快就解體了。

二十七、告別郊區勞動（1）

1961年冬，我寫了兩首新詩，一首是《鳥兒》：“不，不能夠沒有鳥兒的翅膀/不能夠沒有勇敢的飛翔/不能夠沒有天空的召喚/不然，生活是多麼荒涼”

另一首是《宮燈》，“點點暗紅的宮燈/像城市的美麗的眼睛/顧盼我吧，我也注視著你/心中溫煦如干罷醇酒”

形勢已經有了一點鬆動，處境（表面上）已經有所好轉，至少算得上是人民了。我的心情已經有了一點溫暖，三面紅旗仍然高舉著，但斗的勁稍稍平緩了一些，知識分子和一些相對比較實是求是一點的幹部們，不敢相信但仍然充滿幻想，也許終於能夠做一點事情了？

1962年春天，我正在三樂莊大田幹活，收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約稿信，編輯張慕蘭，評論家許覺民的愛人，要求與我見面。當然這封信是楊述的愛人韋君宜（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關照發出的。確實，除了愛人的溫暖支撐住了我以外，我一直有“貴人”相助。我的經歷，我的為人，我的所謂“才”，使我很少處於絕望狀態。在整個反右過程中，中國青年報張總編輯、佘副總編輯，也一直關心著我，他們的多次談話幫助了我度過這樣一個艱難的時刻。我至今記得佘世光同志的名言：“不論什麼情況什麼事情，不能有對黨的絲毫不滿，不滿像種子，它會生根發芽長大，直到不可收拾。”但後來1959年，他被當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批了一通，不久平反。

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信可能促進了團市委對於我們這些人的出路的考慮。很快先是把我們調回城裡，組織了一個調查組到房山、延慶等地調查青年生活文娛學習婚姻等諸方面的狀況。陳家臺，大次洛，這些長滿核桃、杏、梨、棗的山野與齋堂溝大同小異，但人們說話的口音又不同了。我們在王滸同志率領下來到這裡，不但開座談會，整理材料還貨真價實地參加勞動，插白薯秧，間穀子苗。這方面的經驗幫助我寫出了短篇小說《夜雨》與《眼睛》。前者在《人民文學》後者在《北京文學》上發表了。王滸同志是汪家鏐同志（後曾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的愛人，這時也小有麻煩。三樂莊階段，雖然已經進入了我們下放勞動改造的後期，規模日小，但不時有人補充進來，原因多樣化。其中有一箇中層幹部，雖然來了，仍然擺著架子，並從我們原八班的人的鬥來鬥去的現象，說是看到了資產階級的本性，醜惡面目之類。

到了暑期以後，我分配到了北京師範學院教中文去了。

就這樣，連續四年的體力勞動生活草草結束。我想，雷聲大，雨點小，虎頭蛇尾，草草收兵，是宇宙間許多事物包括政治運動也包括文藝作品的發展規律。想想我們這些人，反右鬥爭，批判改造，脫胎換骨云云，講得何等驚天動地，烈火驚雷；結果，做點農活，搞點副食，自行胡亂開會批評檢討一通，說一大堆虛恭一般的廢話，一、二、三，哨也沒吹就散夥了。

我說過，四年的勞動生活我仍然陽光。雖然這一段時間我也常常吟詠薛寶釵的詠香詩：“焦首朝朝還暮暮，煎心日日復年年”，而且沒當右派前，硬是體會不了這首詩的沉痛。

回想在桑峪大山中的跋涉，一擔石溝山峰之重疊峻峭，三樂莊之一望無垠，我卻又心胸朗闊起來。何大自然之雍容而人事之侷促焉！何人之不能迴歸自然而斤斤於榮辱得失也！寵辱無驚，說著好聽，做起來是多麼困難啊，

有一次休假，“革命幹部”們都是搭自軍餉至雁翅的班車，再從雁翅上火車到門頭溝。但所有有帽子的人，都選擇了凌晨三時起床，夜行山路十八公里，到雁翅火車站的辦法。以至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