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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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從拜財神爺到思想赤化（1）

那時候看電影，離家最近的影院有兩家，一是現在的勝利影院，1945年後曾名建國西堂。更早叫什麼，不記得了。另一家一直叫紅樓影院，後來以放映記錄片為主。每次看完電影，我們都是從西四往北過馬路進帥府衚衕或報子衚衕，再往西走到我們家。對於童年的我，這兩條衚衕都是太長了，走起來頗感疲勞。我常常抱怨，怎麼這麼長的路啊，什麼時候能把這條衚衕砍去一截就好了。

有一次，在這條長鬍同上疲倦地行走，我忽然發現了一個皮夾子，皮夾子裡有少量的錢。這個巧遇使家人興奮起來，每次走在那裡都希望能撿到錢包。甚至說閒話時也不住地說，什麼時候跌個跤，撿上個金鎦子就好了。那時候物價日日飛漲，有錢的人都是用金條之類的東西保值或議價。租房是用“洋麵”若干袋計價。我們沒有見過金條，但是生活中常常聽到這樣的說法。後來在初中讀到守株待兔的成語，我以為這個成語並不誇張。在沒有保障和匱乏的生活裡，真是晝思夜想也能撿到現成的兔子啊。

窮極更要供財神爺，每逢舊曆臘月三十，到處都有高喊著“送財神爺嘍”的小販給各家“送財神爺”，一張質量低劣的草紙，畫著趙公元帥。有一次家裡剛剛買了這幅帶來希望的神像，又傳出來敲門的聲音，我剛要喊“不要了”，立即受到大人的警告，不能說不要，也不能說剛買過，只能說“請過了！”

遇到大人與鄰居玩麻將牌，我與姐姐就去給財神爺磕頭。不論怎樣地磕頭，我的印象是，母親與姨母的玩牌成績多是負數。

日本投降以後，又時興起了倒賣銀元，我們家的衚衕西口是北溝沿（後名趙登禹路）小市，它給我的印象像是樣板戲《紅燈記》裡所說的“破爛市”。許多穿著破長衫的人嘴裡叫著“買兩賣兩”兜售並收購銀元。窮得發瘋的我們家也試過幾次，我也學會了辨認“袁大頭”什麼的。說來也怪，我的印象是，只要我們家進了銀元，銀元一定落價，只要出手了銀元，銀元一定猛漲。

所有的這些卑微，所有的這些恥辱，所有的渺小和下賤，在接觸到革命以後是怎樣地一掃而光了啊。再不會想走路的時候拾到錢包了，再不會祈禱母親打牌贏錢了，再不會夢想透過倒騰銀元發財了。所有的關於不再苦熬地卑賤地生活下去的願望，關於有朝一日鬧翻身的願望，都因了革命的存在革命的主張而有了寄託了。

何平與李新同志又不同了，他熱情、理想、坦率、充滿活力。他不遺餘力地對我與我的一位好同學，昌平一家農民的子弟秦學儒進行赤化教育，我曾說，何平的家對於我們倆人來說，是一所家庭黨校。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令我豁然貫通，無往而不利。華崗的《社會發展史綱》令我參盡天機天條，五種生產方式，歷史必然規律，誰能違反？誰能改變？一讀此書立即覺得是正義在胸，真理在手。杜民等的新知書店社會科學小叢書，使我遍覽天下大事。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使我認識到革命道理的明快簡潔，胸有成竹。黃炎培的《延安歸來》，使我內心充滿希望與對革命的擁戴。蘇聯小說《孤村情劫》（卡達耶夫著，原名《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虹》（瓦西列夫列夫斯卡婭著）、《妻》（卡達耶夫著）都使我心嚮往之。尤其是水夫譯的《鋼鐵是怎能樣煉成的》，那是青年人革命的聖經：“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對於人只有一次……”立即被我服膺，背誦，令我熱血沸騰。朱赫來、保爾·柯察金都是我的偶像，對冬妮亞我也十分喜愛。

何平還帶我去位於北新華街的朝華書店，說那是一個進步書店。我在那裡看到了以蘇商名義經營的“時代出版社”出版的《時代三日刊》，是對開報紙形式，上有延安廣播一欄，令生活在國統區的我們耳目一新。後來我又去過多次，估計書店已被舊北平當局封閉，關著門窗，一副永遠打烊的樣子，令我失落痛惜悲哀已極。

在何平給我的“赤化”書籍中有一本畫冊《蘇聯兒童之保護》，應是蘇聯對外文化協會發行的宣傳品，正是社會主義革命強調解放婦女，大規模開創了託兒所幼兒園的建設。在我少年時代，是把託兒所等視為蘇聯的發明與提倡的。

另一本名為《蘇聯紀行》，是由英國“費邊社會主義”者們寫的。他們高度讚揚十月革命後蘇聯的各項成就，但也對他們所說的蘇聯對於言論自由的限制等狀況提出了疑問，這使我看了相當困惑。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