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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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從不把對女性溫柔的新思想與中產階級的思想聯絡在一起。他痛恨假斯文，就像他看到的那樣，農場主的妻子把前廳改成起居室，買來鋼琴，然後教女兒們在那裡裝腔作勢。他希望農場主的妻子能回到養牛場，繼續勞動者的生活，做她該做的事情。但他要求的並不是簡單地回到過去，因為他主張工人所有的新權利。他們應該擁有得到男人的工資來撫養妻子和孩子的權利。他們應該有獨立思考、自由閱讀他們選擇的書籍和自由發展他們的觀點的權利。最重要的是，他們應該有投票權；他們的代表資格不應以擁有的財產為基礎，而應以光榮的勞動和工人的財富是他們的技能這樣一個概念為基礎。作為家庭的首腦，男人應該得到妻子和孩子們的服從，而且他還應該從政治上和法律上代表他的親屬們說話。妻子不能獨立地行動，也不能投票，“因為她們的性別本質會使她們在行使權利時造成整個社會的不和諧和不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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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和諧的唯一可能的基礎就是承認女性的被動和溫順，相信喜愛家庭生活是女性的“天性”以及相信兩性之間的區別。激進的工人階級文化中心對兩性不同作用理論的接受，表明了這些假定所引發的工人階級對兩性差異的思考程度。

在19世紀40年代，從國家對女性勞動政策的發展中可能看到福音派思想和部分工人階級思想的會合。在19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男子被認為是有政治責任的市民，而在大多數情況下，婦女則應保持沉默。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由普萊斯和科貝特一起表述的，男子應該掙到一份足夠養活他自己和妻兒的家庭工資的思想。這種已經在中產階級文化中確立的思想開始在工人階級中紮根。在男性工會中討價還價的程度是以“家庭工資”的概念為基礎的。這不是對中產階級標準的直接接受，但是階級特有的思想轉化和重塑。

在19世紀40年代初，中產階級對僱用婦女去幹不合適的工作有所顧慮，而且這種擔心和焦慮首先是對礦上的女性勞動者的。大家一致認為如果中產階級的婦女為了錢去工作就意味著沒有女人味。然而在窮人中，這個標準有所不同。婦女去從事一項與她的女性本職相近的工作是可以被接受的。看到女僕在做清潔、做飯或者照看孩子並沒有什麼不妥。就像準備和提供食物的工作一樣，做裁縫或者女帽設計者也是合適的。但有些工作被認為是不適合婦女的，特別是那些在男女混雜場所進行的工作。婦女在地下礦區工作受到福音派最公開的反對。一個委員會被指定去調查礦井中童工的條件，隨後發現了令官員們震驚和害怕的女工的工作條件。他們對女性天性的假定被婦女在不同程度上和男子一樣赤身*的景象擊碎了。對公共道德的冒犯和對工人家庭破裂的害怕以及工人階級道德的必然性導致了以福音派教徒為首的把婦女排除於地下工作的運動。

礦工們支援這種強制的禁令，但他們支援的原因與中產階級的活動家們有所不同。就像安傑拉？約翰向大家展示的那樣，他們並不接受委員會成員的判斷，他們認為把婦女排除出去“是向提高家庭習慣的標準和保證家庭安全邁出的第一步”。他們對那些試圖告訴他們應該如何生活和應該如何來組織家庭的中產階級表示了憤怒。他們要求自己來掌握家庭和生活，他們堅持認為如果煤礦主的妻子可以待在家裡，那他們的妻子也應該擁有這樣的權利。礦工們強調，他們的妻子在地面上的時候都很正派，並攻擊那些繼續非法僱用婦女的煤礦主。他們還有一個有力的機構——1842年大不列顛及愛爾蘭礦工協會成立了，而在成立之前三天，它就已經開始為18歲以下的婦女工作了。就像《礦工倡議》中所說的那樣，工會堅決反對僱用女性。它所尋求的是控制礦工的勞動時間和得到儘可能高的工資，婦女工作會直接威脅到這個事業，因為這會使工資保持在低水平上。出於自身的原因，在煤礦工作的男子希望能供養家中的妻子。那些不能公開說話的婦女則沒有對此問題發表任何意見。她們痛恨工作條件，但她們也同樣需要錢，可是人們聽不到她們的聲音。19世紀40年代的一份主要公立報紙稱，國家、中產階級慈善家以及男工們都宣揚男子是合法的工人，而婦女天生是妻子和母親。

中產階級價值觀的崇高地位（5）

在1820年，喬治四世認識到英國中產階級重視家庭的神聖和家庭價值觀。但貴族和紳士們是否已經意識到中產階級對兩性差異看法的支配地位？勞倫斯？斯通和魯道夫？特朗巴克都認為在18世紀擁有土地的階級中，存在著向新的家庭生活觀念轉變的趨勢。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