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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點鐘,亨特正呆在尼斯的美國領事館中,班底利從羅馬打電話告訴了他這個情報。
班底利在電話的那一端啞聲笑著說:“你就甭客套了,西蒙。這是一條已經過去了兩年的線索,對你可能沒什麼用處。”
“用處是不大,”亨特不得不承認。
但他還是給倫敦的克拉爾警長打了個電話,將這件事告訴了他。“她叫朱麗葉·夏爾,是英國人。我們知道的就這些。你能否去找到她,替我跟她談談,她也許瞭解一些有關貝爾·加拉最近的情況。”
“我今天忙得要命,”克拉爾告訴他,語氣中顯然有很大不實之處。“不知道什麼時候有空去辦這事。”
“不著急,”亨特說。“什麼時候有空就什麼時候去吧。”
他掛上電話,決定去對特羅皮茲。目前最新線索只有這一個,雖然山斯基已經在那兒,但兩個人查起來會更快。他抓起椅背上的外衣,突然電話鈴響了起來。亨特懷著一線希望拿起了電話,但一聽對方的聲音,便立即洩了氣。
是華盛頓的電話,國務院的總機。亨特坐在桌沿上,打起精神來等著總機將電話與要和他講話的人接通。
查烏茲在那一頭說話了,聲音就象在探望一個身患絕症的病人時那樣溫和。“喏,西蒙,事情怎樣了?”
“還不壞,”亨特撒謊道。“我們象毯子一樣將這個地區覆蓋住了。”至少這一點是真的。“無論貝爾·加拉想幹什麼,也就在這兩天了。這一點我敢肯定。”亨特躊躇了一下,然後對查烏茲說了實話。“如果到時候我們仍無法阻止他,我們就會吃不了兜著走了。”
對方沉默了一會兒。然後,查烏茲平靜地告訴他。“恐怕你已經是吃不了兜著走了。我答應過儘量讓你去辦這件案子,直到有人開始踢我的屁股為止。唔,現在就有人在踢我的屁股了。他們沒有接到你應該呈遞給他們的報告,還抱怨說你沒有按原訂計劃與他們見面。更糟的是,有人說你是個無政府主義的瘋子,討厭大企業家,討厭政府和大人物。”
亨特回想起他在巴黎召集的那次會議以及他在會上對那個國務院情報研究司的人說的話。那是他犯下的一個錯誤。“對不起,”他生硬地對查烏茲說。“我不善於外交辭令。”
“是的,”查烏茲同意道。“你是不善於外交。你只是一個相當稱職的警官。”這是在給臨死的犯人灌迷魂湯了。“但這項工作需要的卻是外交家。我在挑選你的時候沒有認識到這一點,這是我的錯。”他又頓了頓。“聽著,西蒙,也許我說得過於嚴重了。可能還有挽救的辦法。你回來吧,搭下班飛機。來向他們解釋——越快越好。也許你能使他們理解你的行動和動機。丟開那件事,一切從頭開始。”
“我很願意試試,”亨特慢吞吞地說道。“但還得等等。我說過了,這兩天這兒要出事。”
“等兩天是不行的,”查烏茲乾脆地說。“你得現在回來,馬上。”
“我不能回去,”亨特告訴他,同樣很乾脆。
對方沉默了一會兒。“那麼,就這樣吧。”查烏茲的聲音平淡已極。
亨特透過窗戶看著領事館花園中攀緣在棕櫚樹上的玫瑰花。“有時候,事情也就只好這樣。回見了。”他掛上電話,坐了一會兒,末了很驚奇地發現自己並不頹唐。
他有理由固執。這種理由根置在他心中。這樣做是值得的。即使他在國務院的前程就此斷送,即便他抓不著貝爾·加拉,這樣做也是值得的。這個案件完全將他吸引住了,它在他的現在和過去之間築起了一道牆。因為有了這個案子,他整個人才象機器一樣重新運轉起來。
他離開辦公室,出了領事館,驅車到聖特皮茲找山斯基去了。
下午6點克拉爾警長從倫敦給他打電話時,他還沒有回來。那時領事館的人都走光了,只剩下領事的秘書,他也正準備回家。他仔細記下克拉爾的話,將紙條放在辦公桌上,以便明天一早交給亨特。然後,他鎖上領事館的大門,回家去了。
下午7時,貝爾·加拉已作好一切準備,就要離開羅克布倫的寓所,開車去參加瓦拉西的生日招待會了。他將凸面印刷的精美請柬裝進衣兜,在臥室的穿衣鏡前仔細打量著自己。朱麗葉·夏爾已對他說了,瓦拉西堅持出席招待會的賓客不要穿正式禮服。因此貝爾·加拉穿的是一條灰色的寬鬆便褲,一件套頭衫和一件深色外套。他似乎覺得鏡中的他看上去完全鬆弛,面部肌肉控制得當,相當冷靜。
他一邊打量自己,一邊摸出一根香菸來點上。他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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