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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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不擁護任何宗教，也不贊成挑戰的反對任何宗教。我們認為人們的信仰，應當有絕對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載在約法，知識階級的人應首先遵守，至少也不應首先破壞。我們因此對於現在非基督教同盟的運動表示反對，特此宣言。”四月七日，陳獨秀髮表《致周作人錢玄同諸君的信》予以駁難：“無論何種主義學說皆應許人有贊成反對之自由；公等宣言頗尊重信教自由，但對於反對宗教者自由何以不加以容許？……請尊重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義許多禮物向強者獻媚！”周陳之間遂有一場短暫的論戰：四月十一日，周作人發表《復陳仲甫先生信》，此前此後他還寫了《古今中外派》、《擁護宗教的嫌疑》、《思想壓迫的黎明》等文章；四月二十三日，陳獨秀又發表《再致周作人先生信》，周作人不復回應387。——這裡補說一句，一九二〇年九月起《新青年》成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機關刊物，舊同人多有不再合作者；周作人卻在繼乎其後的第八卷和第九捲上發表多篇譯著，對陳獨秀表示支援388。現在他們不得不“分道揚鑣”了。

周作人傳 第四章 一九一七（21）

周作人對基督教精神頗有體會，所作《人的文學》與宣傳新村，都不無這方面的背景；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在燕京大學文學會講演《〈聖書〉與中國文學》，更指出“現代文學上的人道主義思想，差不多也都從基督教精神出來”。一九二一年西山養病時，還提到“自己陳年的感慨”：“覺得要一新中國的人心，基督教實在是很適宜的。”389然而此時如其所說，“我們宣言的動因，已在北京報上申明，是在宗教問題以外”；所關心的不是“要什麼”，而是“不要什麼”；是思想自由——包括獨立思考和自由發表言論——是否仍然可能，亦即正在連載的“自己的園地”中一以貫之的寬容問題。在周作人看來，思想自由以個人為出發點，亦以個人為歸結處，——其為陳獨秀所不能理解者，即在於此。周作人視思想自由為知識分子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人類社會之為文明的標誌。他說：“我們承認這回對於宗教的聲討，即為日後取締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所以要反對。……我深望我們的恐慌是‘杞憂’，但我預感著這個不幸的事情是已經來了：思想自由的壓迫不必要用政府之力，人民用了多數的力要干涉少數的異己者也即是壓迫。”390而後一重也許更其迫近：“中國思想界的壓迫要起頭了，中國的政府連自己存在的力量還未充足，一時沒有餘力來做這些事情，將來還是人民自己憑藉了社會勢力來取締思想。”391

周作人後來編文集時，上述論戰之作一概未收，似乎是要淡化它們的意義；然而對於其思想歷程來講，這意義著實不小。如果說此前他主要面對的是“君師的統一思想，定於一尊”，從現在起要顧到另外一面，即“民眾的統一思想，定於一尊”了。在並未放棄前一種反抗的情況下，他顯然認為自己更重要的任務是從事後一種反抗；而這將意味著某種抉擇——他不會不知道，在非宗教大同盟背後，是剛剛成立不久的中國共產黨在發揮作用。幾年前的“小河”之憂，似乎更具體、更切近地體現為“人民自己憑藉了社會勢力來取締思想”了392。在周作人看來，上述兩種“統一思想，定於一尊”其實是一回事，他的反抗也出於同一立場，即無論寫《人的文學》還是宣傳新村時一直強調的個人主義立場：“即使我的思想僥倖不在這回被除滅之列，但是儘夠使我不安了，因為我們失了思想自由的保障了。我所最怕的，實在還是在關於自己的這一點。”393這裡所謂“自己”，始於“某一個人”，止於“每一個人”——誰都無可躲避“取締信仰以外的思想”，假如不反抗它的話。而在他看來，陳獨秀對待持有異議的自己，與非宗教大同盟對待信教者，態度如出一轍。

周作人傳 第四章 一九一七（22）

周作人並不以非宗教大同盟的出現為孤立事件；將此置諸“思想界的傾向”的背景下，他說：“我看現在思想界的情形，推測將來的趨勢，不禁使我深抱杞憂，因為據我看來，這是一個國粹主義勃興的局面，他的必然的兩種傾向是復古與排外。”394這與錢玄同所說“聯想及一千九百年的故事”即義和團運動正相一致；在他們看來，五四運動所高揚的“民主”、“科學”終將化為泡影。以後周作人說：“五四是一種群眾運動，當然不免是感情用事，但旋即轉向理知方面發展，致力於所謂新文化的提倡，截至民國十年止，這是最有希望的一時期，然而自此以後感情又大佔優勢，從五四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