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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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往事中看出幻妄的教訓，……”395即系針對“非宗教運動”而言。——當時胡適對此不予認同，著文批評周氏“未免太悲觀了”396。周作人未作辯解，但不久後在《晨報副刊》發表《真的瘋人日記》和《夏夜夢》兩組短篇小說，多數篇章講的仍是關於“統一思想，定於一尊”的“杞憂”。其中《統一局》397描寫某地一切均須統一，有“姓名統一局”、“行坐統一局”、“飲食統一局”等司其事；大家沒有姓名，只是號碼；“目下收入充足，人民軍等應該加餐”，“不得折減，違者依例治罪”——此點尤其深刻：人有可能被“善意地”納入某一秩序，從而喪失包括思想自由在內的所有自由。而當週作人認準“思想界的傾向”，他也就為自己確立了畢生的抗爭方向；以後他寫文章，總是竭力攻擊這個籠罩中國的“統一局”，抵禦思想專制或思想統一。在繼續寫的“自己的園地”專欄中，他再一次針對文藝問題重申立場：“據我的意見，文藝是人生的，不是為人生的，是個人的，因此也即是人類的；文藝的生命是自由而非平等，是分離而非合併。一切主張倘若與這相背，無論憑了什麼神聖的名字，其結果便是破壞文藝的生命，造成呆板虛假的作品，即為本主張頹廢的始基。”398

這段時間，對周作人來說還有兩件重要的事情：一是他兼任燕京大學國文系主任，一是愛羅先珂的來華。前者系由胡適發動，一年多前即已醞釀，因周氏生病而擱置。一九二二年三月四日，胡適安排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與周作人見面，議定此事。三月六日籤合同，自七月起發生效力。“內容是說擔任國文系內的現代國文的一部分，原來的一部分則稱為古典國文，舊有兩位教員，與這邊沒有關係，但是現代國文這半個系只有我一個人，唱獨角戲也是不行，學校裡派畢業生許地山來幫忙做助教，我便規定國語文學四小時，我和許君各任一半，另外我又設立了三門功課，自己擔任，彷彿是文學通論，習作和討論等類，每星期裡分出四個下午來，到燕大去上課，我原來只是兼任，不料要我做主任，職位是副教授，月薪二百元，上課至多十二小時，這在我是不可能，連許地山的一總只是湊成十小時，至於地位薪資那就沒有計較之必要。”399據胡適講：“啟明在北大，用違所長，很可惜的，故我想他出去獨當一面。”400周作人在北京大學講的是外國文學，這一年他在北京大學的課程安排是“歐洲文學史三小時，日本文學史二小時，用英文課本，其餘是外國文學書之選讀，計英文與日本文小說各二小時”401，此前著譯也以這方面的介紹為主；對本國文學加以研究，尤其是有關五四新文學的尋流討源，乃是由此起頭。他這方面觀念的形成，也與在燕京大學的授課有關。以後他介紹說：“我不知道這應當怎樣教法，要單講現時白話文，隨後拉過去與《儒林外史》《紅樓夢》《水滸傳》相連線，雖是容易，卻沒有多大意思，或者不如再追上去，到古文裡去看也好。我最初的教案便是如此，從現代起手，先講胡適之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其次是俞平伯的《西湖六月十八夜》，底下就沒有什麼了。其時冰心女士還在這班裡上課，廢名則剛進北大預科，徐志摩更是尚未出現，這些人的文章後來也都曾選過，不過那是在民國十七八年的時候。這之後加進一點話譯的《舊約聖書》，是《傳道書》與《路得記》吧，接著便是《儒林外史》的楔子，講王冕的那一回，別的白話小說就此略過，接下去是金冬心的《畫竹題記》等，鄭板橋的題記和家書數通，李笠翁的《閒情偶寄》抄，金聖嘆的《〈水滸傳〉序》，明朝的有張宗子，王季重，劉同人，以至李卓吾，不久隨即加入了三袁，及倪元璐，譚友夏，李開先，屠隆，沈承，祁彪佳，陳繼儒諸人，這些改變的前後年月現今也不大記得清楚了。大概在這三數年內，資料逐漸收集，意見亦由假定而漸確實，後來因沈兼士先生招赴輔仁大學講演，便約略說一過，也別無什麼新鮮意思，只是看出所謂新文學在中國的土裡原有他的根，只要著力培養，自然會長出新芽來，大家的努力決不白費。”402燕京大學這門課程，直到一九三一年周作人專任北京大學研究教授，辭去各校兼職時才結束。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周作人傳 第四章 一九一七（23）

愛羅先珂（Василий　Яковлевич　Ерошенко）是俄國盲詩人，一九二一年五月被日本政府驅逐。那時魯迅就注意到他，將其作品譯為中文。一九二二年春初，蔡元培聘請愛羅先珂來北京大學教世界語，並託周氏兄弟照顧。他從這年二月二十四日起住在周家，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