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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歸類為中間階層。
第五世名義父親,雖然官職名曰鎮長,其實可視為現實世界華國某實權縣委書記或副廳級幹部。他們與統治階層有著千絲萬縷聯絡,卻很難對某地區或某行業施加自己的意志,即所謂的七品芝麻官。
第六世名義父親,可以視為小企業主。他們很難與統治階層建立親密無間合作關係,卻擁有屬於自己的事業。社會輿論普遍意義的成功人士說法,就是泛指處於該階層的富裕平民。普通平民爬到這一階層,就能傲然感慨:“終於有了自己的事業,不枉來此一生。”
第七世名義父親,可以視為知名企業小職員。他們暫時沒有自己的事業可言,卻有一些未來希望或者說上升空間。如果職場經營順利,有機率進階第六階層,或者爬到企業高階管理層,擁有干涉企業走向的影響力;或者辭職創業,擁有一家屬於自己的小企業。而若職場蹉跎沒有成就,那便只能一輩子隨波逐流,把未來寄託在企業的未來,老老實實留在第七階層。
第五世到第七世的名義父親,都屬於廣義的中產階層。但是因為第七階層人口數量最多,也最具有普遍意義,哪怕它本質屬於低端中產階層,卻也被輿論漸漸扭曲渲染成主流中產階層,漸漸化作中產階層形象。
也即是說,魏東生的第七世歷練背景,進一步降低到典型中產階層。
名義父親死於1650年,留給魏東生一處居宅和總額250銀元的存款。
第六世名義父親留給魏東生的小魏家商行,名義父親逝世時當年淨利潤才350銀元,如此簡單比較,彷彿249元也是一筆鉅款。而且,名義父親以小職員身份在合盛商會工作時,年薪高達83銀元,絕對數字比小魏家商行時期錢發群的年薪還多。但賬本不能這樣計算,首先小魏家商行的年淨利潤和固定資產不是一回事,其次1582年的1銀元和1653年的1銀元也有著截然不同價值。
特別是剛剛過去的1652年,因為傳聞魯藩財政危機準備發行含銀量更少的銀元,“面值提高25%,銀含量降低到80%”,金融市場頓時爆發慘烈的危機,銀元貶值風險加劇數倍。名義父親和名義母親前半生兢兢業業工作,才勉強留給魏東生總額250銀元的存款。
遺產僅有一處居宅和總額250銀元存款,魏東生終於不必再心煩權臣攝政或者惡奴欺主了。
不是人心突然變好了,而是名義父親既沒有臣屬也沒有臣僕。
沒有了圈養惡奴的家業,惡奴欺主自然無從談起。
當然,上層家庭有上層家庭的煩惱,中產家庭也有中產家庭的煩惱。
第七世名義父母有著中產階層普遍存在的焦慮感,他們渴望魏東生能夠粉碎階層枷鎖向上爬,即使希望破滅,最少也要保住第七階層地位,萬萬不能墮落到第八階層。因為有著這樣那樣的焦慮感,第七世名義父母竭盡所能為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條件,在名義父親年薪僅有83銀元情況下,他們駭然省吃儉用也要把魏東生送到一所每年學雜費高達72銀元的高檔私立舉學。肩負這樣沉重的教育負擔,第七世名義父母仍能攢下250銀元,可見他們有多麼重視孩子的教育。
可惜,魏東生辜負了第七世名義父母的殷切希望。
類似第六世的背景設定,魏東生第七世降臨的小背景也是一名落榜舉生。
與此同時,名義父親逝世的1650年到1653年這三年,扣除每年72銀元學雜費開支和維持生存的必需消費,250銀元遺產已經差不多花乾花淨。魏東生把住宅室內室外倒騰一番,發現僅剩餘可憐的3銀元187文。
備註解釋一些貨幣政策,魏夏帝國試推行銀本位制度時,1銀元可以兌換600文銅錢,可隨著銀價貶值和銅價不斷增值,被迫調整到1銀元匯兌360文銅錢。
這筆錢不能說少。
考慮魏東生擁有屬於自己的住宅,1銀元187文錢完全能夠低成本苟活兩三月時間。但是,魏東生想憑此有所作為,就難了。莫說創業甚麼的,單是想在舉學母校復讀一年都沒有辦法,畢竟母校學雜費昂貴到每年72銀元,豈是無父無母所能負擔。去其它舉學也不可行,因為當代舉學都是精英教育,周邊舉學最便宜的舉學也得每年繳納28銀元學雜費。
真正的窮人,根本沒有資格讀書。
哪怕經過三百餘年發展,魯藩仍然遍地都是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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