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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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按寫低者的價格賠償，並獎勵其2元，對寫高價格者認為是講假話而罰款2元。

這樣就開始了一場博弈。本來，為了獲得最大賠償，雙方最好的策略就是都寫100元，獲賠100元。但甲卻精明地認為如果寫99元而乙會寫100元，這將得到101元；可是乙卻更聰明，他算計到甲會算計他寫99元，而準備寫98元；可甲更聰明一個層次，算計到乙會寫98元而準備寫97元……如此重複博弈下去，兩人都“徹底理性”地能看透對方十幾步甚至上百步的博弈過程，最後落到每個人都寫0元。

可能你會想，生活中不會發生如上述例子中的事情，但巴羅教授提出這個案例旨在告訴我們：一方面，人們在為私利考慮的時候不要太“精明”，因為精明不等於高明，太精明往往會壞事；另一方面，它對於理性行為假設的適用性提出了警告。比如我們的古語說“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這當然足夠理性，甚至可以說是“真理”，但如果每個人都這樣“理性”的話，那麼每個人得到的都將是“三分真話”，這無疑會極大地增加人們的交際成本。所以，對於純粹的“理性”，我們也是要辯證地看待的，否則事情的結果會與初衷大相徑庭，非但損人，而且不利己。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第2章 囚徒困境：傻作精時精亦傻，輸為贏處贏還輸（6）

■“撐死膽兒大的”與“餓死膽兒小的”

始於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中國經濟改革的一個主要成就，就是打破“大鍋飯”。那麼，“大鍋飯”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大鍋飯”最早可追溯到1958年下半年開始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在那場聲勢浩大的全*動中，口糧由公社、生產隊掌管，農民不在自己家裡吃“小鍋飯”，而要一起到公共食堂吃“用一個大鍋煮的飯”。後來，“大鍋飯”發展為對分配領域存在的平均主義現象的一種形象比喻和概括，它在生產中體現為團隊生產。而團隊生產最大的麻煩就在於，人們能觀察到的只是團隊的成果，對於每個人的努力和成果難以觀察。其導致的結果就是“幹好幹壞一個樣，幹多幹少一個樣”，最後所有的人都沒有積極性，勤勞的人也就變成了“懶漢”。後來改革開放，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打破了“大鍋飯”，我們看結果怎樣呢——用課本上的話說是“擴大了農民的自主權，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發揮了小規模經營的長處，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解放與發展了生產力。”

為什麼兩種制度會有如此截然不同的結果？我們可以用博弈論中的囚徒困境來進行探析。在“大鍋飯”的機制下，由於對勞動成果的考察落實到團隊而非個人，這就發生了以下的情形：假設團隊中有100個人，每個人選擇“努力工作”都要承擔10元錢的成本，同時為團隊的預期產出增加20元；而每個人偷懶則無須支付任何成本，也不會增加團隊的預期產出。結果我們會發現：如果其他99個人努力工作，而自己偷懶將是最優的選擇，因為可以不付出成本就享受到好處。而如果其他人都偷懶，則自己更應該偷懶，因為自己努力工作付出了10元錢成本，但為團隊增加的20元收益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屬於自己的。這樣，偷懶就成了“大鍋飯”（團隊生產）中每個成員的優勢策略。

明白了上面所講的，我們就會明白為什麼幾乎所有的公司、企業都要對員工實行崗位責任制、實施績效考核。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分配的公平，才能以多勞多得的機制來促使能者多勞。否則誰也不願意讓他人來分享自己的勞動所得，其結果必然是陷入囚徒困境。

為了弄清楚機制是如何對效率發生作用的，讓我們再來看一則《韓非子》中所講的故事：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宣王死，愍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

以上這則精短的寓言後來演變成了更為精短的成語——濫竽充數。如果把　“大鍋飯造就懶漢”中的結論應用到“濫竽充數”的故事中來，我們會發現，每個樂師最合算的選擇都是不吹——因為這是他們的最優策略。但結果為什麼只有南郭先生一個人在“濫竽充數”呢？因為有懲罰機制在起作用。如果一旦做假被發現，齊宣王一怒之下，十有*會要了這個人的腦袋，所以大多數人不敢冒這個險。

那南郭先生為什麼敢於做假呢？就在於他發現了“機制”中的漏洞。我們談論“濫竽充數”這個成語的時候，總是充滿了貶義，把南郭先生作為典型的反面教材，其實南郭先生是個很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