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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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當時有人想要去九夷之國，但嫌棄那裡簡陋（生活條件差）。對於這種看法，孔子認為：“君子如果想要在那裡居住，還嫌棄什麼骯髒簡陋呢？”

這樣解釋，便與認為亂世中華不如和平夷狄的說法想牴觸了。因此，新注中——夷狄尚有治理國家的君主，而中華卻沒有——這樣的解釋更為合理，表現出對沒有前途的中華充滿了失望之意，從而將東方的夷地作為了亡命之所。

伊藤仁齋認為，孔子之所以選擇要離開中華，前往夷地，是由於日本國比中華更美好。比卑彌呼時代還要早七百年的日本是如何將國內的資訊傳遞給孔子的呢？當時的日本尚處於繩文時代，而在中華好比處於繁華都市時代，對於孔子來說，日本的條件確實過於簡陋，而伊藤仁齋認為孔子嚮往日本的美好生活，這種解釋也是種中華思想的體現。狄生徂徠的觀點更為直接，他認為日本的優秀顯而易見，根本無需從《論語》中尋找根據。徂徠的中華思想比仁齋有過之而無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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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夷狄（1）

《孟子》中有記載：“舜，東夷之人也。”舜是中國傳說中的聖天子。堯舜被並譽為古代黃金時代的帝王，深受儒教的尊敬。而理想的聖天子如果出身東夷的話，就不應該對夷有蔑視之意。

1832年，在清政府施行鎖國政策時期，被派遣的英國東印度公司“阿美士德”號為了調查通商情況，在各地引起了矛盾。根據法律規定，除廣州外，其他任何地區禁止外國船隻入港，於是各地官員嚴防阿美士德號停靠。“阿美士德”號來到上海港，向地方長官吳其泰出示了開港後可以帶來可觀利益的信件。吳其泰對其作出了公文回覆，說明了上海當地限制對外貿易，要求對方儘快離開去廣州交易。然而由於吳其泰在文中，稱英國商人為“夷商”，“阿美士德”號對此極為不滿，並提出抗議，聲稱不堪此辱，這關乎自己國家的顏面，大英帝國不是夷國，只是外國。

對此，吳其泰解釋道，“夷”絕非蔑稱，而是“外國”的同義詞，並引用了《孟子》中的句子。然而對方並沒有就此罷休。“阿美士德”號上有一位中熟知中國典故的傳道士郭士立（　Karl　Friedrich　Angust　Gutzlaff，英文名　Charles　Gutzlaff，1803一1851，亦譯作郭實臘、郭施拉，德國人），在表示抗議的信中引用了宋朝蘇東坡（1037—1101）文章中的一句話：

夷狄，治之以不治。

其中“夷”明顯有蔑視之意。最終上海長官將“夷商”改為“該商”，含糊其辭，從而平息了事態。

這個事例說明了在孟子時代（公元前　3世紀左右），“夷”只是地名，而到了蘇東坡的時代已經成為了一種蔑稱。春秋戰國時期，夷也作為地名，但是指偏遠落後的地區，其中已經有蔑視的意味。

有種說法認為，中國是由夏文明和夷文明結合而成。歷史學家傅斯年（1896—1950）於　1935年發表了名為《夷夏東西說》的論文。文中闡述了，史書是按照堯、舜、夏、商、周的順序來記載歷史的，這種記述方式是為了更好地瞭解歷史，然而實際上在西方夏政權存在之際，東方有夷政權與之並存。

還有一種說法，東部沿海地方的夷族一派西進，建立了殷，然而對此並沒有確鑿的證據。並且據甲骨文記載，殷具有東方民族的性格，並且與夷族接觸較多。按照傅斯年所說，由西東進的周應屬夏族。

夏與夷本是同時存在，然而在夷系殷被滅後，夏系周擴大了統治區域，並在此後夏系秦統一天下，於是夏成為了重點，而夷被排擠到了邊境地區，於是“夷”便成為一種蔑稱。

自稱為殷人的孔子，從出生來看與夷系相近，然而他所崇拜的周公卻是夏系文化的代表。可以說“儒”是誕生於夷系殷的巫術，而融入了夏系禮樂體制之中。如果對《夷夏東西說》進行註解，那麼所謂中華便是由夷與夏的聯姻而生。這樣一來，孔子本人和宗教之儒的出身都是一樣的。

中華思想，有唯我獨尊之意，雖然這種思想是以夏系與夷系的混血形態而存在的。

無論是神話還是傳說都是從不同角度來反映歷史事實的。例如，日本神話高天原中的天孫降臨傳說便反映出，日本民族的遠祖來自海外。

《史記　·五帝本紀》中關於四夷的傳說如下：堯為天子時，舜輔佐在其左右。讙兜（人名）推薦了共工（人名）擔任工師（百工之長），但由於共工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