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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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為主題的詩作較少。有研究日中詩文比較的學者指出，日本的詩歌以“愛情”為主流，中國的詩歌以“友情”為主流。在描寫男女愛情少之又少的中國詩歌中，有這樣一首詩是講述戀慕之情的，確實比較難得。

雖然相愛但是不得不分開的故事很多，西方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便是如此。然而像中國這樣由於“孝”被迫分開的情況，在其他國家卻不多見。即使陸游身為大詩人，也不例外。

陸游可以說是位高產詩人，他的詩現存有一萬多首，但實際上他的作品多達兩萬，也就是說一旦有感便會賦詩。然而，這首作品仍會令我們潸然淚下。

值得注意的是，陸游是在母親的命令下被迫與唐婉分手的。儒教在國教化後，家中要以父為綱。從形式來講，陸家的事情應由陸游的父親陸宰全權決定。雖然他最終宣佈了陸游夫婦的分手，但是之前必定被迫接受了妻子的看法。由此可見，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是很強大的，而形式與現實之間的差距便可窺豹一斑。

“夫唱婦隨”一詞出自道家系的文獻《關尹子》，這種思想與儒家有共通之處。即便實際上是妻子提出建議，丈夫聽從，但在形式上也要表現為“夫唱婦隨”。長此以往，人們便可看穿了這種所謂的形式主義。

後世儒教的批判者稱陸游為“禮教的犧牲品”。禮教，顧名思義，就是“關於禮學的教育”。《孔子家語》中記載：

敦禮教，遠罪疾。

到了清代，“禮教”等同於“儒教”。

19世紀後半期，太平天國起義爆發。為了反清，太平天國高舉種族主義大旗，在《奉天討胡檄文》中痛罵滿洲趁機竊取了中國政權，言辭甚為激烈，例數滿洲十大罪名。

對此，清朝方面負責*太平天國的高官曾國藩（　1811—1872）發表了《討粵匪檄》（*粵匪的檄文。粵指廣東、廣西兩省）一文進行反擊。文中謹慎避開了“勤王”這一稱謂。因為中國人認為皇室是由異族擔任，所以不願自稱勤王。為了**，他打出了“忠君愛國為正道”的口號，對太平天國運動進行了猛烈的抨擊。

曾國藩為避開“勤王”，打出了“保護中國禮教”的大旗。《討粵匪檄》中寫道：

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

文中聲稱，此次叛亂並非針對大清帝國，而關乎名教的存亡。

所謂“名教”，即關於名分的教義，在此為儒教的別名。聲稱*此次叛亂是為了“保護儒教”，而非“保護王朝”。他認為這樣號召更為奏效，於是便以此作了一篇檄文。同樣，許多人認為清王朝被推翻事小，儒教被推翻事大。

太平天國方面對滿洲政權進行了惡意的謾罵，諸如“妖魔”、“醜賤”、“豬狗”，但未曾涉及儒教。關於佛教，太平天國方面認為清王朝所供奉的菩薩神像等也都是蛇魔、妖怪等鬼卒。太平天國是信奉基督教的宗教團體，按說對於儒教，尤其是在禮拜問題上，應持堅決的反對態度。但他們為了戰術需要，同樣抑制了“反儒教”的言論，並在檄文中號召“名儒學士”奮起反抗。

此時儒教似乎與中國等身大。政府方面對抗太平天國的義勇軍組織者——湘軍曾國藩、淮軍李鴻章（　1823—1901）也號召保護禮教，即“保護中國”的另一說法。曾國藩他們在選用這一說法時，選用了“禮教”，為了強調這種觀點，曾國藩在他的檄文中提到了孔子和孟子。

有朋自遠方來（1）

形容儒教與中國等身大，或許不甚嚴謹。在中國，除了儒教還有老莊思想，有人將此混為一談，但嚴格來說，兩者並不相同。

可以認為“老莊”思想存在於“孔孟”思想的內部，儒教的形式主義滲入到了其內部。有人雖讀的是《論語》等孔孟之書，但在生活中卻體現出老子的思考方式，並且大多當事人渾然不覺。

《論語》在開篇第一頁寫道：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朋友從遠方來，這不是件令人高興的事嗎？——以向對方詢問的形式出現。

太古時期，中國的文章都刻在龜殼或甲骨上，十分費事，因此撰寫者便儘量簡化文字，省略多餘成分。考慮到當時人們可以根據常理理解，便毫不猶豫地捨棄部分資訊，然而隨著時代變遷，常理也發生了演變，當時認為沒有爭議的文句，在幾百甚至幾千年後便有可能產生歧義。

《論語》中就有很多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