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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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論性的文稿而體現。本來，《新月》至少不是時論性的，它以文學為主，亦兼文化。但在胡適手上，這份雜誌最終政論化了。胡適的這種習慣一直保持到晚年，國民黨潰敗臺灣，臺灣的《自由中國》就是一份和國民黨並不同道的政論雜誌。胡適雖不以撰稿為主，但他先是這刊物的發行人，後來又是這雜誌的幕後支援（主要是精神支援）。胡適的一生，不管怎麼書寫，都抹不掉他作為輿論家而且是優秀輿論家的一面。

年輕時的胡適最佩服的輿論家當推梁啟超，他自己和梁的不同在於，梁自謂是“筆鋒常帶情感”，能抒情，筆力亦能動人。胡適不然，他是文人，但筆鋒基本沒有文人氣。他的時論雖然感染力不足，但卻以“清明的理性”見長。而我們知道，感情有時是不負責任的，它只顧筆墨痛快。這樣的毛病胡適一向沒有。此正謂長處即短處，選擇即代價。

元月23日，胡適離開波士頓回紐約，在哥倫比亞大學，哥大的朋友告訴他，此間有多人反對胡適發表在《留美學生年報》上的《非留學篇》，胡適回答頗能見出他日後做輿論的態度：“餘作文字不畏人反對，惟畏做不關痛養（當為‘癢’）之文字，人閱之與未閱之前同一無影響，則真覆瓿之文字矣。今日作文字，須言之有物，至少亦須值得一駁，愈駁則真理愈出，吾惟恐人之不駁耳。”

是晚，胡適夜宿哥倫比亞大學宿舍，聽哥大朋友與之夜話其革命經歷也。

二十七　“論革命”（1）

某日，《紐約時報》載有這樣一條來自國內的訊息。汪精衛、蔡孓明、章行嚴三人與孫中山定了個“愛國協約”，約與袁世凱政府和平協商而勿起第三次革命。因“宋教仁案”而引發的二次革命，是孫中山不聽黃興等人“法律解決”的勸告，執意用“武裝”解決問題而進行的一次軍事起義。這次革命很快就失敗了，它的結果則是孫中山憤而放棄國民黨，轉而成立要黨眾對自己效忠的“中華革命黨”。

胡適看了這則報道鬆了一口氣：“果爾，則祖國政局可以和平了結，真莫大之福，吾翹企祝諸公之成功矣！”，　胡適對二次革命沒有評價，但評價已自在其中。或者說，不管二次革命、還是三次革命，胡適對革命的態度已經比較瞭然。以和平的方式解決政治問題，胡適視為“莫大之福”。然而，正在他“翹企”為汪、蔡、章等人衷心祝願時，哥大的張奚若來信，“謂聞之黃克強，雲前所傳汪、蔡諸人調停平和協商事，皆屬子虛。”胡適聞訊，一聲嘆息：“吾之樂觀又成虛妄矣”。（同上）

主觀上，胡適並不贊成革命，但對革命的情勢又有充分的同情之理解。在他看來，只要政府不許愛國志士以和平手段改造國家，奪其言論自由，絕其生路，逐之國門之外，那麼，對方則舍激烈手段別無他道。也就是說，政府手段一日不改，革命則終不能免。抽象的意義上，胡適的話並無問題。但具體到二次革命，胡適因不瞭解而顯隔膜。革命，可以是逼出來的；也可以是扇動出來的。具體到“宋案”，它則是國民黨領袖在某種意義上的一意孤行。當時情形，並非只有訴諸槍桿不可，即使在國民黨內部，也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但，國民黨終究鋌而走險。它自己失敗是自取，問題更在於，辛亥之後，國人初習共和，習慣還未養成，國民黨卻在共和框架內，開20世紀用槍桿解決政爭之先河。害莫大焉！

1915年4月，胡適在日記中剪貼了黃興等人的通電，電文頗長，其中亦有言及革命處，亦與胡適之意頗近（不知這是不是胡適特意剪貼的原因）：

“惟革命之有無，非可求之革命自身，而當卜之政象良惡。故辛亥之役，乃滿洲政府成之，非革命黨所能自為力也。”此即革命是逼出來的。然而，黃興一邊認為“須知革命者，全國心理之符，斷非數十百人所能強致”。一邊也認為：“今雖不能妄以何種信誓宣言於人，而國政是否必由革命始或更新，亦願追隨國人瞻其效果。”黃興對革命的態度殊可玩味，就辛亥之役，他認為革命是正當的，但對辛亥以下，他的言論就有所不同。我們知道，宋案發生，黃興最初是主張以暗殺對暗殺，孫中山否定了他。但孫卻主張更為激烈的軍事舉動，黃又不贊成。黃興在通電中的這段話是否針對二次革命，我們可以先看看再說：“夫兵兇戰危，古有明訓，苟可以免，疇曰不宜？重以吾國元氣凋傷，盜賊充斥，一發偶動，全域性為危，故公等畏避革命之心，乃同仁之所共諒。”

1916年1月31日，時在哥大的胡適有“論革命”為題的日記，其實是他寄給維廉姆斯教授的信，信中涉及革命的問題。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