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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時代的感情了。然而，這種感情同樣表現在下面這位美國教授的身上，他耐心地給胡適舉了一個例子。比如兄弟一道出行，弟弟因為醉酒而有辱於路人，對方如果拔劍而起，那麼，做哥哥的是保衛喝醉的弟弟呢，還是置之不顧呢，抑或幫助受辱者？這個教授其實也是在表達他對“My country”的理解，他認為這句話的含義是“父母之邦，雖有不義，不忍終棄”。但，無論這個並不倫類的例子，還是他的結論，都難讓人苟同。兄弟是血緣，而個人與國家並無這種關係，這個比喻是跛腳的。在現代社會，一個人的出生地並非就是父母之邦，即以美國而論，任何人如果在美國出生，就可以是美國人，而他的父母卻可能不是。同樣，一對美國夫婦也可以收養一個他國兒童，只要兒童的父母或國家同意。因此，把“My country”視為“父母之邦”，這是農業文明時代的狀況。何況，即使在農業文明時代，中國古老的《詩經》還有“適彼樂土，誓將去汝”的意識。更何況，依這兩位北美人士的說法，又何以解釋他們的先輩冒著生命危險離開本邦而來北美？這分明是“誓將去汝”的跨國現代版，是今天我們所說的“用腳投票”。它的精神內涵應當這樣表述：“自由在哪裡，祖國就在哪裡”。可是，胡適似乎被侃暈了，聽了這兩位先生女士的開講，便在7月26日的日記中做了自我檢討：“此言是也。吾但攻其狹義而沒其廣義。幸師友匡正之耳。”
其實胡適是對的。他反對的不是愛國，而是國家主義。國家主義的隱含是：對內，它把國家凌駕在個人之上；對外，它把國家凌駕在他國之上（這種國家主義經常披著民族主義的外衣，相當能迷惑人，是當今世界中最為可怕的力量）。至於那句“My country”，既可以做愛國的解釋，也可以用作國家主義的表達，端視語境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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