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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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命吧！

轉眼又到了2003年。二月份時，我接到了魯迅文學院的入學通知，要到北京來學習了。

我打算這一回到北京後，去北京市高階人民法院找他們當面問問。我跟星奇商量了一下，他讓我立刻給北京市高階人民法院打電話，告訴他們你要到北京去。於是，我在2月的一天，又一次撥通了北京市高階人民法院的電話。

我還是沒有找到徐陽。也沒有找到傅國忠。我又問他，你貴姓，他仍然不肯告訴：你有什麼事兒你就說吧。他的口氣很不耐煩。我說，我要到北京去了。我希望你們能夠儘快給我個答覆，否則，我將以我的方式採取措施，我一定要弄清這件事為什麼這麼拖個沒完沒了。我這是先給你們通報一下，別怪我到時候做出來與你們不利的事情。我越說越理直氣壯，似乎帶有威逼成分。

對方的口氣顯然軟下來了，他說會盡快給我回話。

果然我的這種理直氣壯口氣收到了效果。我是下午三點打的電話，不過半小時吧，我就接到他們的回覆。電話是北京市高階人民法院張代恩打來的。他口氣是謙和的，頭一次令我感覺舒服。他說他們爭取儘快跟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聯絡。他語氣有些委婉地說，其實他們已經完成任務了，他指完成任務可能是指他們糾正了管轄的錯誤裁定。不過，他又說他們有責任再幫著問問，催催，從中協調一下。他好像在幫我的忙，而不是他們應盡的法律義務似的。話裡話外，拖了這麼久，他們不將裁定書給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下達，也不催促返還卷宗倒沒有任何過失，而現在這時候肯於幫我忙，我還得感謝他們似的。他可真會說話呀！我心裡並不痛快，但是，畢竟他說話口氣很是客氣，我也就不好再說什麼，末了，只能說，那我等著你們的準信兒。

3月4日，張代恩又打來電話。他問我，這期間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是否找過我？我說從沒找過！他說，他們正在與天津市高階人民法院聯絡，他讓我再等些時間。他問我，什麼時候到北京來？

他好像特別關心我去北京的時間。我說，我隨時可能過去，最遲，也不會超過月底的！我的律師說，這回你的電話肯定奏效了。他們特別在意你去北京，因為北京正在開兩會（人代會、政協會），你這時去，他們怕你上告。這就是天時，這就是中國特色。聰明的打官司人，是應該善於抓住這種機遇的。

果然，我的律師的話應驗了，沒幾天，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的法官給我打來電話，她說，這個案子拖得太久了，我們覺得不能再拖了。她還跟我說了開庭的時間定為5月13號。到時，她說會給開庭通知的。

我是4月3日到北京魯迅文學院報到的。我在北京期間，去中院取回開庭通知，也給他們送去了有關證據材料。當時，已經是進入了非典時期，北京街頭杳無一人。我戴著兩個口罩，捂得嚴嚴實實。計程車上的廣播格外令人恐慌：說是二小時前有一男一女乘座計程車，去往某某醫院，男的多大的年紀，女的有什麼特徵，哪位司機拉到這兩位乘客請馬上到什麼地方去云云。我當時敏感地注意到我的計程車司機的表情，我在想，假如說的就是我乘坐的這輛車，那麼這個車內就會有非典病菌的。

打官司的滋味兒（21）

到了方莊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收發室裡的人極少，偶爾見到的人也一律用口罩捂得面目皆非。入口處還有機場安檢的措施，看上去，沒有一絲溫情。想想自己的官司拖了這麼久，偏偏拖到了非典時期，非典時期是不應該出門的，而我又不得已冒著被傳染非典的危險而為之，越想越沮喪。

法官這時從裡面出來會見我。她戴著大口罩，我只能看到她的一雙眼睛。她還戴著手套，她在接過我的證據材料時，白手套顯得格外明亮，像蒙著一層霜。我這是頭一次見到與我透過無數次電話的女法官，我無法看清她的面容，但她年輕得出乎我的意料。

因為非典，開庭的時間順延了。具體時間另行通知。我也由北京回到了瀋陽。從北京回去的人被視作洪水猛獸，我被軟禁家中十多天。到了六月份，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電話通知我開庭時間確定在7月24日13時30分。

這時候，我似乎已經麻木了。到了開庭時，我沒有出席，我的律師全權代理。張建偉也沒有出庭。開庭前，法官給我打電話，說對方要求庭外調解，問我是否同意，我說同意。

我的律師到了北京後，對方也提出要調解，我的律師也說同意。但是，一談到調解條件，他們連最起碼的侵權都不承認，調解只能流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