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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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增加新的意義，不能再當具文看待。關於書院一方面，到萬曆七年詔毀天下書院，局勢的推演，更加積極：在學額方面，因為考成底關係，有司奉行，也是非常嚴格。《明史》（卷六十九）《選舉志》言：“嘉靖十年，嘗下沙汰生員之命，御史楊宜爭之而止。萬曆時張居正當國，遂核減天下生員，督學官奉行太過，童生入學，有一州縣僅錄一人者。”大致這不是一句誣衊的話。

假如居正為自己底政治前途打算，關於整頓學風的事，也許還要重行考慮。各個時代有各個時代的領導階層，得罪這個階層，往往會發生極大的風波。周武帝滅高齊，統一北方，對於南方的陳國，隨時可加撲滅，只因為沙汰沙門，得罪當時的領導階層，這一群僧侶消極反抗，武帝死後，不過數年，整個的國家移轉到一個委瑣平庸的楊堅手裡，智識階層，不曾提出一句反抗的呼聲。明朝以來，秀才成為當時的領導階層，政府的官吏，出身於這個階層，地方的輿論，也操縱在這個階層底手裡。他們固然壓迫一般民眾；然而一般民眾沒有機會也沒有能力喊出反抗的呼聲，民眾中的優秀分子，又往往因為知識發展的關係，隨時為當時的領導階層所吸收；因此秀才們不但沒有受到民眾底反對，反而出乎意外地受到民眾底擁護。人民大眾的認識沒有提高以前，有時會把騎在頭上的惡霸，看作領導的人物，何況在居正的時代！居正以前，世宗主張沙汰生員，但是畢竟沒有沙汰。居正以後，思宗時，大學土溫體仁又提出同樣的主張，刑科都給事中傅朝祐立即提出彈劾，疏言體仁“又議裁減茂才（即秀才），國家三百年取士之經，一旦壞於體仁之手，此謂得罪於聖賢。”（《明史》卷二五八《傅朝祐傳》）溫體仁固然是一個庸人，但是主張裁減生員，何嘗得罪於聖賢？孔子嘗為乘田、委吏，盂子也說“往役、義也”。孔子、孟子沒有造成特權階層，也沒有提出領米免役的要求，為什麼主張裁減生員，為民眾減輕負擔，為公家平均勞役，就算是得罪聖賢呢？傅朝祐底議論，只是擁護特權階層底既得權利，不肯放棄。

居正提出整頓學風的計劃，正是抱了最大的決心。萬曆八年，他曾經說起：

秉公執法，乃不穀所望於執事者，欲稱厥職，但力行此四字足矣。至於浮言私議，人情必不能免。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不穀棄家忘軀，以徇國家之事，而議者猶或非之，然不穀持之愈力，略不少回，故得少有建立。得失譭譽關頭，若打不破，天下事無一可為者，願吾賢勉之而已。（書牘十二《答南學院李公言得失譭譽》）

這封信中，大致也是關於整頓學政的事，居正抱定宗旨，打破得失譭譽關頭，所以能有當日的成功，也正因為他不顧人情物議，所以不免招致身後的詆譭。

萬曆三年五月，還有一次遼東報警的事。“屬夷”傳來的訊息，韃靼武士又出動了。這一次的主謀是土蠻，他糾集青把都，率同二十餘萬騎土，準備向遼東開發。訊息緊張的了不得。遼東巡撫立刻申報兵部，敵人已經開到大寧，所以請兵請糧，一刻也緩不得。兵部尚書譚綸隨即上奏。神宗雖然只有十三歲，但是對於國家大事，不容他不關心。驚惶極了，他問居正怎樣辦。

“請皇上寬心，”居正說。“暑天不是敵人猖狂的時候，大致不會有什麼大事。”

居正儘管這樣地寬慰神宗，但是言官們已經驚動了。一位給事中上疏，主張防守京城，浚濠塹，掘戰坑：他恨不得立刻宣佈戒嚴。居正悠悠地回想到隆慶四年李春芳、趙貞吉那一番倉皇失措的情形。他嘆了一口氣，但是同時也吩咐薊鎮戚繼光和宣府巡撫吳兌打聽虛實。不久，繼光底報告來了，據說韃靼諸部“酋長”，久已解散，沒有集合的行動。吳兌更說青把都始終沒有出動，更談不到進兵遼東。居正底估計沒有錯，一切只是虛報。但是北京城裡的空氣，從五月以來，已經緊張了好久。秋天到了，又是準備秋防的時候。居正上《論邊事疏》：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己，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可以取勝。今無端聽一訛傳之言，遽爾倉皇失措，至上動九重之憂，下駭四方之聽，則是彼己虛實，茫然不知，徒借聽於傳聞耳，其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者何異？似此舉措，豈能應敵？且近日虜情狡詐，萬一彼嘗以虛聲恐我，使我驚惶，疲於奔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聲後實，多方以誤之”之策，而在我顧犯不知彼己，百戰百敗之道，他日邊臣失事，必由於此。故臣等不以虜之不來為喜，而深以邊臣之不知虜情為慮也。兵部以居中排程為職，尤貴審察機宜，沈謀果斷，乃能折衝樽俎，坐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