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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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勝。今一聞奏報，遂爾張皇，事已之後，又寂無一語，徒使君父日焦勞於上，以憂四方，而該部以題復公牘，謂足以了本部之事耳。臣等謂宜特諭該部，詰以虜情虛實之由，使之知警。且秋防在邇，薊、遼之間，近日既為虛聲所動，徵調疲睏，恐因而懈怠，或至疏虞，尤不可不一儆戒之也。（奏疏四《論邊事疏》）

萬曆三年六月命各省巡撫及巡按御史，對於有司賢否，一體薦、劾，不得偏重甲科。這也是整頓吏治的一個表現。明初用人的制度，分為三途；第一是進士，第二是舉人、貢生，第三是吏員。這是所謂“三途並用”。後來因為長官都是進士出身，進土出身的官員，特別蒙到關切，舉人、貢生出身的，已受歧視，更談不到吏員出身了。於是吏員上進無門，自甘暴棄，就是舉貢也決不輕易就職，他們惟一的目標，是考進土，考中了便是甲科出身，日後自有合理的發展，考不中，他們準備三年以後重考。如此一科又一科，精神才力，完全消在故紙堆中。浪費精力，埋沒人材，科舉制遂成為大害。隆慶年間，高拱提議，明初舉人為名臣者甚眾，以後偏重進士，輕視舉人，積弊日甚，請求自今以後，惟論政績，不論出身。這是一個有見地的提議，但是沒有實行。隆慶四年，吏科給事中賈三近上言：“撫、按諸臣遇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也，在進士則為‘撫字’，在舉人則為‘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則為‘精明’，在舉人則為‘苛戾’。是以為舉人者，非華顛豁齒，不就選人，或裹足毀裳，息心仕進。夫鄉舉豈乏才良，宜令勉就是途，因行激勸。（《明史》卷二二七《賈三近傳》）賈三近底奏疏，穆宗也曾批准，但是實際上這個計劃沒有實現。這兩件事，居正都在大學士任內看到，現在自己當國，更積極地要想實現，但是即在居正任內，並沒有顯著的效果，居正身後，當然更談不到。科舉的制度，永遠成為整頓吏治的障礙。

隆慶六年六月以後，內閣只有居正和呂調陽兩人，到現在三年了。萬曆三年八月，居正疏請增加閣員。御批，“卿等推堪是任的來看。”居正推薦吏部左侍郎張四維及馬自強、申時行二人入閣。御批“張四維升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著隨元輔等在內閣辦事”，因此四維在內閣中，名為居正底同僚，其實只是居正底屬員。首輔底權力，無形中又提高一層。

張四維字子維，蒲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他是楊博底同鄉，王崇古底外甥，和居正也有相當的關係。這是一個有辦法，能忍耐，而且捨得化錢的人，因此在宦途上，得到許多意外的方便。隆慶年間，是一個盛談邊務的時期，四維當然很清楚，以後俺答封貢事起，朝議未定，奔走關說，主張封貢的便是四維，因此深得高拱底器重。高拱準備引進四維入閣，以致引起高拱、殷士儋間的衝突。其後四維也因為言官彈劾，乞假家居。但他和當道要人，還是不斷地連絡。隆慶六年，高拱失敗，這是四維潛伏的時期了，但是因為王崇古底關係，不久他和居正又發生聯絡。四維知道政治中樞，還有馮保和慈聖太后，於是他再連絡馮保和李太后底父親、武清伯李偉。萬曆二年，四維入京，以翰林學土掌詹事府，不久改吏部左待郎，三年八月，改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做官的慾望，當然滿足了。至於爭權，四維很清楚，在居正當國的時候，談不到爭權。呂調陽入閣三年了，除在內閣公本照例署名，以及每逢慶典，照例進官、蒙賞以外，還有什麼？四維知道自己只是“隨元輔辦事”。這是聖旨，也不妨說是一個條件。大學士固然名為大學士，其實只是居正底一條尾巴。在這一點，居正和四維成立一種默契。但是居正沒有看清忠厚的人和才華的人究竟有些不同。忠厚的人如呂調陽，也許可以遵守這個默契，並不感覺痛苦；才華的人如張四維，便完全兩樣了。他遵守這個默契，但是心裡卻充滿怨憤。他不甘做尾巴，然而他只能做尾巴。他底恭謹，只能增加他底仇視。這便成為居正身後，四維極力報復底張本。萬曆十年，居正逝世；十一年抄家，他底長子敬修自殺，在他底血書後面寫著：“有便，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張鳳盤，（四維別號）今張家事（敬修自指）已完結矣，願他輔佐聖明天子於億萬年也。”到了這時，敬修才知道四維是自己一家底大仇，但是在居正生前，居正只覺得四維是一個恭謹的同僚。

萬曆三年，在江浙海外，發生一次小規模的國際戰事。嘉靖中年，是倭寇猖獗的時代。經過譚綸、俞大猷、戚繼光、劉顯這一群人戡定以後，大局稍為安靜，但是小股的倭寇，還是不斷地擾亂，隆慶年間，廣東方面的動亂，也有倭寇參加的蹤跡。中國和日本是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