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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時期的幾個問題》，《共產主義小組》（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周佛海說：
“接著上海同志的信，知道七月間要開個代表大會。湊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
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平報社一九四二年版。
包惠僧的回憶，似乎與施存統稍有不同：
“這一次代表的分配是以地區為標準，不是以黨員的數量為標準，東京只有周佛海、施存統，原來邀請的也是兩個代表，因為施存統沒有回國，所以只有周佛海一個人出席。”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二一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上海〕
出席的代表是“二李”。自陳獨秀去廣州，上海小組的書記原是由李漢俊代理，後改由李達代理。
李達在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寫給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負責同志的信中，講述了這一過程：
“（一九二○年）十一月間，書記陳獨秀應孫中山（引者注：應為陳炯明）之邀，前往廣東做教育廳長。書記的職務交由李漢俊代理。不久，威丁斯基（引者注：即維經斯基）也回到莫斯科去了（引者注：應為伊爾庫茨克）。後來李漢俊因與陳獨秀往來通訊，談到黨的組織，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問題，兩人意見發生衝突，陳主張中央集權、李主張地方分權，憤而辭去代理書記的職務，交由李達代理書記。”
除了“二李”，照理，陳望道應是上海的代表。陳望道不僅負責《新青年》編輯工作，而且上海小組的重要事情總是由“二李”、陳望道和楊明齋商量決定。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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