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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與管理者,地震發生的第一時間,同時作為領導和災民的他們在做什麼?為什麼要這麼做?6月16日,“汶川地震應對政策專家行動組”計劃在第一時間對“”地震重災區綿陽市276個鄉鎮中70%以上的黨委書記進行一次深度訪談,最後實際完成260個。阿建是其中的主要訪談者,本書就是此次訪談的結晶。
如何記錄這樣一次巨大的災難,始終是寫作的難題。“5·12”地震後,對事的矯飾和人的矯情,我們多少都有警惕,但每一個書寫者又難免落入矯飾和矯情。因為不可能傳達“真實”,別說全部的真實,就是“一種”也很難做到。但正如作者所努力達到的那樣,如果我們沒能力保證自己表達的一定是“真實”的話,我至少保證自己是在努力一種“誠實”的表達。出此考慮,作者把書中文字明確分為兩類:客觀的和主觀的。前者是原生態的語言,後者是自己的感受。作者力圖展現他們最真實的記憶,最真切的感受,沒有時光的磨蝕和雕飾的體驗,同事也力圖將自己的情感融入控制在一個合理的程度上,即使有不自控的地方,讀者也一定能體諒其苦衷。
對基層黨政幹部這一特殊群體,公眾瞭解得並不多。一方面,在特殊的體制和文化背景下,他們受到的詬病遠多於讚賞;另一方面,在政府的垂直體系中,處於底端的他們,也往往不能佔據政治話語的主要位置,然而,他們卻是各種政策的直接實現者,他們面臨的不只是如何說,更是如何做的問題。當地震突如其來,山崩地裂,哀鴻遍野之時,這個群體的集體反應是怎麼樣的?他們做了些什麼?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後果如何?這一切,就是“歷史”。“5·12”地震給這個特殊群體強設了一種規定情境,讓他們必須根據自己的角色意識做出反應,同時,也要作出一個人的反應。在訪談中,我們可以讀出,他們的角色塑造是透過一次次艱難的選擇來完成的,這些選擇一方面體現了他們作為特定角色的強烈使命感,同時也意味著他們作為普通個體的巨大犧牲。作者常常禁不住為每一個角色的完美塑造感動,也禁不住要為角色背後個體的巨大犧牲承受深深傷痛。
在感受充盈的悲涼感之餘,作者和我們都被迫反思的是,“歷史”留給我們的,不應僅是傷痛,還應有傷痛過後昇華出來的智慧。即使再大的災難,我們也會因為“歷史”終究會翻過去而看到依稀的希望。人類經歷了一場如此慘痛的劫難,必須要從傷痛中昇華出一些“智慧”來,才能讓安慰逝者,讓生者找到希望。正如作者在訪談中體悟到的那樣,“一沙一世界,一樹一菩提”,訪談中接觸到的每一個物件,都是映照真實世界的一粒沙,他們給讀者講出所知的一切,就是所有讀者的菩提。
在這場涉及到千千萬萬人的災難中,親歷者和見證者何止千千萬萬。本書只是若水三千中的小小一瓢,許多事註定永遠潛藏在無數人的記憶深處,難言於表,許多體驗註定消失在無數逝去者的心中,歸於塵土。而正因為如此,《在難中》一書的言說,才顯得如此感人,如此珍貴。因為,說出苦難,對於人類來說,不止是宣洩,更是一種艱難,一種勇氣。讀者在此書中肯定能讀到更多。
《災難中——深度訪談北川鄉鎮書記》,阿建 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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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與蜻蜓
然而,進入北川之後,我才發覺我們原有的心理準備遠遠不夠。
我們的初衷只是想做一種工作訪談。訪談的主題很明確:應急管理。訪談的流程也十分的程式化。起初因為偏於理性,訪談中許多資訊都被我們忽略了。可是當我們反覆面對一個個具體的人和一份份沉重的不幸時,我內心的某種情感被一點點觸動、喚醒,然後擴散、瀰漫,直至迎面襲來,無力阻擋。到全部訪談結束,原初的工作狀態幾乎蕩然無存,我陷入一種莫名的情感中,茫然無措,不能自拔。
的確,我們所面對的是剛從一場巨大災難中走出來的人。透過訪談,他們的經歷和體驗也漸漸成為我個人經歷和體驗的一部分。震驚、悲傷及恐懼;逃避、堅強及希望,五味雜陳,齊聚心頭。漸漸地,我感覺好像肩頭被一種重物沉甸甸地壓著,而心中有一種暗流不斷地奔湧,卻又無從宣洩。同我們的訪談物件一樣,我可能也患上了“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我們訪談的物件都是基層幹部,因為工作的原因,地震前我對他們比較熟悉,相互間的接觸也比較多,有一些曾經是我的工作夥伴,更有一些還是相處很不錯的朋友。但是,他們的內心世界究竟是什麼樣的,說實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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