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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很清楚;他們在特殊的境況下是否能經受住考驗,說句實話,我不是很有信心。因為特殊的體制與文化因素,農村基層幹部往往生活在夾層裡,他們面對著旁人難以理解的尷尬,也承受著旁人難以想象的壓力,同樣,他們身上有著社會諸多的詬病。在一定程度上,農村基層幹部甚至被妖魔化了,這對他們來說,多少還是有些不公平。

但是,突然到來的一場巨大災難,把他們從體制與文化的禁錮下釋放出來,將他們還原為一個個單純的人,面對生命終極價值的考驗,他們必須秉承自己的本性做出抉擇。這時候,我們看到了一個個有著七情六慾的真實的人,我們也看到了一個個具有清醒使命感可敬的人,他們用自己的行動證明,他們不愧是人群中優秀的一分子,從他們身上我們看到了人性高貴的一面。整個訪談經歷在我心裡激起的情感體驗,從震驚到悲傷,再到深深的感動,最後,甚至有一種宗教般的悲愴與崇高感。在洶湧情感的衝擊過後,我努力激發潛能投入工作,在悲傷過後找回自我的生命力,在失落之後奔向前面新的希望。

訪談帶給我的身心負面影響也是實實在在的。

2008年8月,“香港特種樂隊”來災區做“音樂療傷”。一位香港按摩師把雙手剛一搭上我的肩膀就吃驚地問:“你這裡的壓力怎麼這麼大?”原來,你的心可以被你騙,你的身體卻是沒法被騙的,心理的問題在身體上一定會反應出來,而且十分真實。那時候我就意識到,我可能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的“疑似”患者了。這之後我一直在尋找機會讓自己得到一些宣洩,可要麼工作太忙沒有時間與空間來釋放自己,要麼當遭遇某種情感衝擊淚水將要奔湧時,我卻用“堅強”把它強壓了下去。直到幾天前,本書稿已進入修改階段時,我才有機會與臺灣輔仁大學心理系主任夏林清教授進行了一次促膝談心。

夏老師是臺灣心理諮詢界的開創者,她以堅實的學術背景和柔軟的博愛之心,給我做了一次心理疏導。說是疏導其實她很少說話,更多的是我在說。雖然談話進行到一半便被工作打斷,但面對夏老師不足十分鐘,我的淚水就奪眶而出。這是“5·12”地震以來我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流淚,事後感覺身心都輕鬆了許多。這時候我彷彿又以被訪者的角色重溫了我們幾個月以前進行過的訪談,歷歷情境,再現眼前;種種感受,重回心頭。

昨晚我做了一個十分清晰的夢,夢裡我坐於分岔的路邊,同行的幾位夥伴正在猶豫往哪去,我卻固執地說:“我哪也不想去,我只想去北川……”

陳國興訪談錄(1)

2008年7月21日是一個晴好的天氣,一大早我們就踏上了前往北川的路。

一過安昌鎮大橋,就看見公路兩旁掛著許多紅底白字牌子,上面寫著北川縣各黨政機關的名稱。地震後的第十天,5月22日,北川縣委縣政府的臨時辦公點就設在了安縣老縣城安昌鎮,而安縣新縣城已於幾年前遷往距綿陽十幾公里的花 (ɡāi)鎮。北川各單位都租用安昌鎮的民房臨時辦公。

北川縣安監局的牌子掛在一棵大樹旁,安監局和國土局合租一個院子辦公。安監局的所有人合用一間二十來平米的辦公室,進進出出有五六位同志。局長的辦公桌靠窗。周遭環境嘈雜紛亂。

陳局長身材高大、面容和善,言語間始終帶著微笑。他的左腳似乎不方便,他解釋說,那是地震中受的傷。簡短的問候之後,轉入正題。但正如我們所擔憂的,一聽說訪談,陳局長就面露難色,委婉拒絕。幸好有同行的老劉,他是土生土長的北川人,在北川有十幾年的工作經歷,跟陳局長以兄弟相稱。短暫的眼神交流,陳局長默許了。

受訪人:北川縣安監局局長、原北川縣禹裡鄉黨委書記陳國興

訪談時間:2008年7月21日上午

訪談地點:安昌鎮北川縣安監局臨時辦公點

訪談人員:清華大學應急研究基地周玲;北師大社會發展研究所張譽譯;綿陽市委黨校張建、劉奇志

周玲:請您談談“5·12”那天的情況。

陳國興:禹裡是原來的北川老縣城,是全縣第二大鄉鎮。5月12號這天,我在鄉上組織幹部開會。村幹部——村三職幹部:書記、主任、婦女主任,還有機關單位的負責人和全體鄉幹部。正好這一天,我組織召開機關行政效能建設動員會。會結束後,我們把大家請過來吃了點飯。飯吃規矩(結束)以後,我們剛好要上班,大概也就是2點24分——我是看了時間的,我從寢室裡往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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