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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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巧合，我寫的正是大哥的事情，並且差不多全是真事。我當時懷著二十幾年的愛和恨向舊社會提出控訴，我指出：這裡是血，那裡是屍首，這裡是屠刀。寫作的時候，我覺得有不少的冤魂在我的筆下哭訴、哀號。我感到一股強大的精神力量，我說我要替一代人伸冤。我要使大哥那樣的人看見自己已經走到深淵的邊緣，身上的瘡開始潰爛；萬不想大哥連小說一個字也沒有能讀到。讀完電報我懷疑是在做夢，我又像發痴一樣過了一兩個鐘頭。我不想吃晚飯，也不想講話。我一個人到北四川路，在行人很多、燈火輝煌的人行道上走來走去。住在閘北的三年中間，我吃過晚飯經常穿過橫浜橋去北四川路散步。在中篇小說《新生》裡我就描述過在這條所謂“神秘之街”上的見聞。

我的努力剛開始就失敗了。又多了一個犧牲者！我痛苦，我憤怒，我不肯認輸。在亮光刺眼、噪音震耳、五顏六色的滾滾人流中，我的眼前不斷出現我祖父和大哥的形象，祖父是在他身體健康、大發雷霆的時候，大哥是在他含著眼淚向我訴苦的時候。死了的人我不能使他復活，但是對那吃人的封建制度我可以進行無情的打擊。我一定要用全力打擊它！我記起了法國革命者喬治·丹東的名言：“大膽，大膽，永遠大膽！”大哥叫我不要“怕”。他已經去世，我更沒有顧慮了。回到寶光裡的家，我拿起筆寫小說的第七章《舊事重提》，我開始在挖我們老家的墳墓。空閒的時候我常常翻看大哥寫給我和三哥的一部分舊信。我在《家》以及後來的《春》和《秋》中都使用於不少舊信裡提供的材料。同時我還在寫其他的小說，例如中篇《霧》和《新生》，大約隔一星期寫一次《家》。寫的時候我沒有遇到任何的困難。我的確感覺到生活的激流向前奔騰，它推著人物行動。高老太爺、覺新、覺慧、這三個主要角色我太熟悉了，他們要照自己的想法生活、鬥爭，或者作威作福，或者忍氣吞聲，或者享樂，或者受苦，或者勝利，或者失敗，或者死亡……他們要走自己的路，我卻堅持進行我的鬥爭。我的最大的敵人就是封建制度和它的代表人物。我寫作時始終牢牢記住我的敵人。我在十年中間（一九三一到一九四○）寫完《激流三部曲》。下筆的時候我常常動感情，有時丟下筆在屋子裡走來走去，有時大聲念出自己剛寫完的文句，有時嘆息呻吟、流眼淚，有時憤怒，有時痛苦。《春》是在狄思威路（溧陽路）一個弄堂的亭子間裡開了頭，後來在拉都路（襄陽路）敦和裡二十一號三樓續寫了一部分，最後在霞飛路霞飛坊五十九號三樓完成，那是一九三六到一九三七年的事。《秋》不曾在任何刊物上發表過，它是我一口氣寫出來的。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到第二年上半年，我躲在上海“孤島”（日本軍隊包圍中的租界）上，主要是為了寫《秋》。人們說，一切為了抗戰。我想得更多，抗戰以後怎樣？抗戰中要反封建，抗戰以後也要反封建。這些年高老太爺的鬼魂就常常在我四周徘徊，我寫《秋》的時候，感覺到我在跟那個腐爛的制度作拼死的鬥爭。在《家》裡我的矛頭針對著高老太爺和馮樂山；在《春》裡我的矛頭針對著馮樂山和周伯濤；在《秋》裡我的矛頭針對著周伯濤和高克明。對周伯濤，我懷著強烈的憎恨。他不是真實的人，但是我看見不少像他那樣的父親，他的手裡緊緊捏著下一代人的命運，他憑個人的好惡把自己的兒女隨意送到屠場。

。　想看書來

關於《激流》（3）

當時我在上海的隱居生活很有規律，白天讀書或者從事翻譯工作，晚上九點後開始寫《秋》，寫到深夜兩點，有時甚至到三四點，然後上床睡覺。我的三哥李堯林也在這幢房子裡，住在三樓亭子間，他是一九三九年九月從天津來的。第二年七月我再去西南後，他仍然留在上海霞飛坊，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我回上海送他進醫院，在醫院裡他沒有活到兩個星期。他是《秋》的第一個讀者。我一共寫了八百多頁稿紙，每次寫完一百多頁，結束了若干章，就送到開明書店，由那裡發給印刷所排印。原稿送出前我總讓三哥先看一遍，他有時也提一兩條意見。我五月初寫完全書，七月中就帶著《秋》的精裝本坐海船去海防轉赴昆明瞭。我今天向一些年輕朋友談起這類事情，他們覺得奇怪：出版一本七八百頁的書怎麼這樣快，這樣容易！但事實畢竟是事實。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摘自《巴金談創作》，本文題目為編者所加。）

我記憶中的大哥（1）

紀申

為了解答電視連續劇《家·春·秋》的編劇、導演、演員、美工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問題，有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