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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旁,老狗抬頭衝他嫣然一笑,繼續埋頭抄寫。
“你這是幹嘛?”原班長拖開老狗的試卷,抓起資料。
“你、、、”老狗詫異地瞪著原班長,半晌擠出一絲笑容,“兄弟,放我一馬吧!”
“什麼兄弟?”原班長面無表情,“你這樣,太不把我放在眼裡了!”
老狗蒙了,盯著原班長的雙眼看了片刻,終於發現他不是在開玩笑。這時,副監考抽完了煙,正朝這邊走來。
“我操你媽!”老狗霍地站了起來,一把抓住原班長的衣領,衝他腦門轟了一拳,我連忙拉住他。
“你出去!”副監考衝過來拽著老狗的衣袖,“膽子這麼大?上教務處說理去!”
考完試,我跟著原班長出了教室,跟他說:“都是朋友,你別做得太絕!”
他嘆了口氣:“學校有制度,我也沒辦法!”
我火了:“剛剛你不攪和,他會有事?”
“哼!”他冷笑一聲,揉了揉腦門,“實話跟你說,現在正處在我事業的關鍵時刻,他?自認倒黴吧!”
頓時感覺心涼了半截。我還記得這小子跟我們抽菸、抱怨學校的日子。原來,飽受婆婆欺凌的小媳婦,有朝一日熬成了婆婆,不光不會對自己的兒媳手下留情,反而會變本加厲地欺凌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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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還沒結束,老狗就被告知他這次考試的成績將作零分處理。更讓他惴惴不安的,是教務處老師告訴他:“如果不及時採取有效措施,即便他在以後透過了所有課程,也將無法拿到畢業證。”
老狗思慮再三,決定做一回孫子,低聲下氣地給原班長打電話,邀請他晚上去喝酒,老狗想當面道歉,被原班長婉言謝絕:“我知道你只是一時衝動,該幹嘛幹嘛吧!好好找個實習單位,下學期過來把論文做了。至於零分的課程,只能在明年下半年跟班考試。我們之間,沒有什麼不可調和的矛盾。”
當晚我跟老狗去李達酒吧玩了一個通宵,喝掉一打半啤酒。
喝完酒,老狗掏出手機,踉踉蹌蹌地往門外走,他說他去打個電話,酒吧太鬧。
過了許久,老狗回來了,坐在我身邊,抓著手機出神。
“嶽紅感冒了。”老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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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倆還有戲嗎?”我看到老狗,滿臉傷心,“要不,你去看看她?”
老狗緩緩搖頭:“她說,她的感冒會好;可我給她的傷害,永遠無法痊癒、、、、、、她再也不想見到我!”
我們在招聘會投遞的簡歷如泥牛入海般再無聲息,這對於對步入社會無限憧憬的我們,是個不大不小的打擊:我們一度熱血澎湃,磨刀霍霍地準備撇下學校這個包袱衝進市場經濟的浪潮大幹一場,一如期待著號角響起的猛士。可這件事情的發生,就像臨出師,旗杆被風折斷,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們昂揚計程車氣。讓我們聊感欣慰的是:沒有接到複試電話的,並不只我們倆。幾乎當天所有參加招聘會的同學,都沒了後話。
直到畢業後,我所在的公司接到某大學的招聘邀請,我才悟出其中道理:所謂的招聘會,不過是由學校導演,招聘單位主演,學生群演的一場戲,目的是要欺騙家長。很多家長在做出送孩子進哪所高校深造的決定時,最關心的問題,是學校包不包分配,孩子畢業後能找一份什麼樣的工作,每月或每年能給家裡奉獻多少錢。高校早已不包分配,但如果直接跟家長這麼說,學校的形象勢必大打折扣。於是,學校就告訴家長:“我們應該說是半包,因為只要孩子學好了,到時學校會與很多有實力的大公司大企業合作舉辦一場招聘會,將您的孩子推薦給這些單位、、、、、、”事實情況是:到了畢業的時候,學校會分派任務,要求每個老師拉幾個單位來學校招聘會現場坐坐。大部分老師為了完成任務,敷衍了事,將一些下三濫的皮包公司拉進了招聘會,而且,這些單位根本就不需要人。某些高校的做法更離譜,他們乾脆向家長誇口說我們學校百分之百包分配。等孩子畢業了,不管你是學藝術的還是搞科學的,統統用卡車拉到早聯絡好的工廠做皮鞋或避孕套,成了一名光榮的苦力工人、廉價勞動力。工廠來拉人的時候就點人頭,每一打給學校多少錢,比黑奴還賤。
話雖如此,可馬克思毛澤東等偉人一致認為勞動是最光榮、最幸福的,畢業了,我們總得找份工作,往大了說,是回報社會,往小了說,是為了一日三餐。我們曾有過那麼多偉大或渺小的理想,希望世界和平,希望適齡兒童都能上學,適齡青年都能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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