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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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特自我分析這種佔有感，認為是一種移情的表現。他當時是一箇中產階級的兒童，但又一無所有。作為一個兒童，他什麼都沒有，沒有自己的任何東西。從他跟外祖父一起生活時起，他就只是佔有那給他的東西。於是他就處於一種難解的矛盾之中：就一般的佔有而言，他也可以說是富足的，就是說，他有一切東西而不知道缺乏的痛苦；另一方面，他又沒有任何東西，沒有佔有過任何東西。他不缺什麼，但任何東西都不是他的。在現實中無法佔有，那麼就在想象中實現，於是就發生了這種佔有詞語的移情現象。他是以佔有者的身份來投放詞語；對他來說，詞語一開始是一種佔有的工具，只是到後來，它才成為集體交流的手段。薩特最後總結說：“這對我曾是最重要的事情。語言是屬於我的某物，一半是被表示的事物，一半是外在於它們的表示者。‘桌子’這個詞一半在桌子中，一半在我的智謀的工具性的延伸中。”　（《作家和他的語言》）

薩特分析自己如此痴迷於文學和寫作的另一個原因是：他把文學當成了自己的上帝，在寫作中傾注了自己的宗教情結。家中幾個人宗教信仰各別：外祖父是新教徒，外祖母是天主教徒，母親不信仰任何教派的宗教，只是有一種模模糊糊的宗教情感。外祖父和外祖母常常在餐桌上拿對方的宗教信仰開玩笑，雖然不含什麼惡意，在不經意間讓小薩特覺得，任何一種宗教信仰都是沒有價值的。儘管大人們一致決定讓薩特上教堂和領聖餐，但宗教在他心中已經失去了分量，他實際上缺乏信仰。沒有信仰，就會有對死亡的恐懼。為了擺脫這個，他把對於不朽的渴望傾注到寫作之中。他所想象的文學生活實際上是以宗教生活為榜樣，他唯一的夢想是透過文學、寫作來拯救自己的靈魂。

除了這兩個原因，薩特終生以文學為業，還有一個十分偶然的因素：他對外祖父意思的誤解。

小薩特的寫作活動獲得母親的讚賞和鼓勵，她常常將兒子的作品念給大家聽，而大人們也都稱讚不已。但看到外孫越來越痴迷於寫作活動，外祖父開始擔心起來。在他看來，當一個專業作家是沒有出路的，作家中有不少窮困潦倒終其一生的例子。他不希望小外孫走這一條路。由於他一向不強迫薩特做什麼，這次也不打算斷然反對外孫的意向，於是採取一種委婉迂迴的勸誘方法來打消外孫的念頭。

一天晚上，施韋澤將女人們趕出室外，說是要跟薩特進行一場男子漢之間的談話。他把外孫抱在膝上，十分嚴肅認真地同他談了一席話，大意是：他薩特要從事文學寫作，這是毫無疑問的，這本來是很不錯的事情；但作家是一個生活沒有保障的職業，不少著名作家捱餓而死，或者為了餬口而出賣靈魂。為了順利從事文學寫作，他應該另有一個職業，這就是當一個大學文學教師。教書有穩定的收入，還有較多的空閒時間。這兩個方面的工作相輔相成，他完全可以將兩者結合起來。

外祖父說這番話可謂用心良苦。他的本意是，薩特聽到作家困苦不堪的境況後會知難而退，慢慢打消當一個作家的念頭。然而薩特完全錯會了他的意思，以為他是要自己堅持走作家的道路，只是為了保險起見，另外兼顧一個第二職業。

外祖父這樣嚴肅認真地同自己談話，對薩特來說是第一次。以前他倆在一起時總是鬧著好玩，他從來沒有把外祖父的話當真。如果這次外祖父還是跟以前一樣，在說說笑笑當中談及此事，他肯定不會當一回事。但這次談話跟以前完全不同，薩特不禁想起平素外祖父對其子女（包括安娜…瑪麗）的嚴厲命令，那是不得不服從的。因此，他必須當一個作家，這既是他自己的意願，也是外祖父的命令。

年近60歲時，薩特在自傳中回憶說，正是由於他把外祖父的“反話”正聽，在以後的歲月裡，每當他寫作寫累了想歇下來，外祖父的話就立即在他頭腦裡響起，催促著他回到書桌旁繼續奮筆疾書。到現在回顧此事，特別是在心情不好的時候，不禁想到，自己花費一生心力、夜以繼日地埋頭寫作，花費了那麼多筆墨紙張，丟擲了那麼多寫出的書，其實並沒有任何人請他來寫，這一切僅僅是為了滿足一個早已去世的老人的願望，而這個願望卻是被完全誤解的，不禁讓人啼笑皆非，深感人生之荒誕。

除了立志當一個作家，這種童年的過度閱讀還對薩特成年後的一些生活習慣產生影響。所謂“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長年沉迷於書本，小薩特已經透過圖畫和文字，在世界各地漫遊了一番。很有意思的是，他讀的第一本書的書名是《一箇中國人在中國的苦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