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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星海(短篇小說)張寶同

1939的3月26日,這個日子對延安人來說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意義。從西北吹來的寒風依然在陝北高原上橫貫而過。一眼望去,延安四周依然是黃土一片,凜冽的寒風象是在吞噬所有的熱量。離延安五公里處的橋兒溝也不例外。狹窄的山谷中,一切都象剛從冬眠中甦醒過來,在寒風中的顫慄中,等待著春天的復甦。而那座新建不久的天主教堂卻莊嚴肅穆地高高聳立著,用高大巍峨的身軀遮擋著一面寒風,使周圍的景物顯出著春天一般的生氣。教堂後面的坡面上,開鑿著一孔孔土洞石窯,窯前那鑲嵌著一扇扇花格格的木門窗,將日夜不停的寒風擋在了屋外。

土窯裡有種結冰的寒氣,幸好陽光是清亮的,從很大的窗子照進到屋裡,照在那張很大的土炕上。土炕上一邊鋪著被褥,一邊放著一張小桌。小桌上放滿了紙張,紙張上撒滿了豆芽般的音符,而那音符的下面卻寫滿了黃河,黃河,黃河……

陽光照在那張英俊倔強而富有廣東氣息的面孔上。黃色的膚色讓他有種堅忍與不屈的剛毅,褐色的眼睛裡透出著深海一般的沉靜。他穿著一件灰色的棉軍裝,盤腿坐在小桌前,手握著一支醮水筆,神情時而激越,時而憤怒;時而顫慄,時而憂傷地變化著。因為他正在把黃河的苦難和怒吼轉換成一串串不屈不撓高亢嘹亮的音符。如果你聽過他的課或是見過他的指揮,就會一眼認出,他就是33歲的年輕作曲家洗星海。

此時,他正在為一部名為《黃河大合唱》的長詩譜曲。詩人是一位名叫光未然的二十四歲青年。他的抗戰詩歌《五月的鮮花》,被閻述詩譜曲之後,早已響徹了祖國的大江南北。冼星海與光未然初次見面是在1936年6月的一天。冼星海正在上海工學團指揮排練《五月的鮮花》,突然“中國文藝者戰地工作團”的年青人們進到禮堂來看他們排練。一位戰地工作團的團員見他們排練的是《五月的鮮花》,就拉著他們的領隊向在場排練的人們介紹說,“你們看呀,他就是你們排練的節目的詞作者,青年詩人光未然。”當即,排練場上響起了雷鳴般地掌聲。當年輕的詩人聽說指揮者就是著名作曲家冼星海時,也非常激動,於是,兩位青年的手便緊緊地握在了一起。之後,他們曾三度合作,創作了《高爾基紀念歌》、《讚美新中國》和《拓荒歌》。

前不久,冼星海聽說詩人光未然帶領抗敵演劇三隊來延安,便去看望。他對詩人說,“我想寫點東西,你是不是給我一點歌詞?”光未然高興地說,“好啊,我正好有一首長詩叫《黃河吟》,我把它改成歌詞,搞一個大合唱。”於是,兩人便商量把長詩分成八段,有獨唱、齊唱、合唱、還有朗誦。

之後,抗戰演劇三隊在延安交際處的窯洞裡舉辦喜迎新春的慶祝活動。光未然為大家朗誦了《黃河吟》。他的朗誦以氣勢磅礴的豪邁抒情,強烈地震撼著這位音樂家的心靈。冼星海曾隨電影拍攝小組去過黃河之濱,對黃河有著深刻的印象。他想黃河那排山倒海,一瀉萬丈的氣勢不正是中華民族歷經萬難不屈不撓的象徵與體現?當詩人剛一朗誦完,早已樂思如潮的音樂家,情不自禁地一下從座位上站了起來,一把從詩人的手中奪過詩稿,用宣言一般的口氣向在場的人們說,“我要把它譜成一部樂曲,我有把握能寫好它。”

眼前的《黃河吟》被他改為《黃河大合唱》。這是他對創作的一次昇華,使作品的境界更加地寬闊深遠,同時,也增加了作品的難度和高度。黃河是中華民族的象徵,他要把《黃河大合唱》寫成一部表現中華民族堅強不屈的詩史般的作品。

他拿到《黃河吟》之後,並沒有馬上投入寫作,而是在醞釀、採訪、收集和構思。此前,他已創作出許多歌曲,也收集到許多民歌。特別是在寫作《生產大合唱》的過程中,他在音樂的民族語言與風格等方面,已經積累了大量的經驗,也可以說為《黃河大合唱》作了一些前期的準備。經過多日的醞釀與構思,他已對整個詩篇的各個部分的表現形式有了初步的設想。

橋兒溝有一棟高25米,寬16米的哥特式天主教堂。門前有毛澤東主席題寫的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的石匾。一條數公里的川道橫貫在村前,川道上有許多石橋,通往一個叫一里坡的村子。這裡有一片連著一片的綠油油的麥苗,有一片接著一片的低矮的農舍。村前地邊,到處是棗樹、梨樹和柿村,還有一排排昂天向上的白楊樹。冼星海每天都要從這條路上走過,路邊的景物和周圍的安寧讓他很容易沉浸在《黃河大合唱》的詩意與想像之中。走著走著,他突然停了下來,掏出筆和小本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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