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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種措施取得的社會效益是長久的,百姓得到的實惠多而且不易覺察出來;這兩種措施的影響力是深遠的,國家政治修明而且日益興旺發達。
梁惠王向孟子請教利國之道,孟子卻用行仁義之道回答他。
《曹劌論戰》中,曹劌問魯莊公憑什麼與齊國作戰,莊公卻用認真審判處理案件回答他。
行仁義之道不是直接用來利國的,審理案件也不是直接用來為作戰服務的,兩者之間似乎並沒有什麼直接的關聯。
然而古人既然這麼說、這麼做,一定有他深刻的道理在。
我們細想一想,按照天下的常理,沒有仁孝之人遺棄他的親人,也沒有忠義之士置君國大事於不顧。
統治者若以功利為目標,人民就會象一盤散沙一樣去追逐個人的功利,而統治者最終也不能獲得自己想要得到的利益。
孟子回答梁惠王的話,應該是覺察到了這一點。
牢獄是犯人送死的地方,戰場是將士獻身的場所。
人在監牢裡,微薄的施捨,看得比金石還要貴重;一點點恩惠,看得比丘山還要崇高。
假使一個國家的統治者,大大小小的案件都能按實際情況進行審理,以慈悲憐憫之心而不是從個人的喜怒好惡出發。
那麼先前處於絕境而曾得到統治者恩賜的人們,今天怎麼不能身臨險境以報答統治者的恩賜呢?
人民既然樂意為君國獻身,那麼攻堅陷陣只不過是小事罷了。
魯莊公回答曹劌的話,我想應該正是看清了這一點。
衛國政局混亂,孔子卻主張辯正衛國君、臣、父、子的名分;秦楚兩國交戰,孟子卻大談行仁義之道。
這是因為不辯正君、臣、父、子的名分,衛國政局的混亂還得持續下去;不談行仁義之道,秦楚兩國就不能停戰求和。
這正是其中的根本之所在!
縱觀兩漢,統治者所擔心的,共有六次變亂,而真正造成禍亂致使國家滅亡的,卻發生在統治者未曾預料的方面,因而最終未能防備。
由此說來,治國理政之勢,就如同長江大河一樣,日夜推移而不知窮盡。
所以聖人治理天下,不自負,始終保持一種以不變應萬變的策略。
這就是以仁義做為治國理政之本,用紀綱和法度來維持它,用深厚的恩澤來培養它。
當天下安定之時,就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法令不是唯一的,民心更重要,如此而已。
至於所謂的亂世用重典,那不過是片面之說。秦末刑罰不可謂不重,但當人心變了的時候,刑罰還有用嗎?
《易經?坤卦》有云,履霜,堅冰至。事情的發生,都有一個過程,也都有其先兆。
房柱下的基石在下雨之前先溼潤,鐘聲在天晴之前清澈嘹亮,葭灰在節氣到來之前先從律管飛出去。
蟄蟲在寒冷到來之前先閉藏起來,螞蟻在水澇之前先遷徙,鷂鷹在大風到來之前先高翔。
陰陽之氣在天地間迷迷濛濛,廣大無邊,但每一事物的微小變化,事先總要顯露出它的跡象。
天下事物的變化雖然無常,那些兇殘狡黠而又才能勇武過人之徒,所表現的情狀雖然變化無窮,然而都有跡可尋。
關鍵在於作為當政者能不能用心去發現他們,更重要的是能不能防患於未然。
當前漢政權受到劉姓諸侯威脅的時候,晁錯敏銳地發現了這一點。
當匈奴還沒有很強大的時候,賈誼已經深刻地預見到了他們可能帶來的危險。
當王莽不受節制地開始擅自發號施令的時候,劉向業經洞察了將來的危害。
可惜的是,漢代當時的皇帝,不能採信這些明智之士提出的諍言。
當賈誼入宮晉見皇上的時候,‘不問蒼天問鬼神’,留下了千古笑談,也就更談不上暗中察訪、靜默偵探,把禍患消彌在無形當中了。這都是命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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