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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他在英國王室樞密院的一個委員會受到攻擊謾罵後,想到兒子或許會因為自己而仕途無望,便於2月2日寫信給威廉,希望他在自己的農場安身立命。他寫道:“也許他們會期待你會因怨憤他們對我的侮辱而辭職,從而省去他們在應當提升你的時候卻將你革職的羞愧。但是我不會勸你那樣做。如果他們想解除你的職務,讓他們那樣幹好了,儘管實際上我認為這個職務不值得你留任。”
威廉果然沒有辭職,現在看來,他並非是聽從了父親的忠告才不辭職的,而是他本身十分看重這個為英王效勞的職位。這麼多年來,富蘭克林將兒子視為天然的知己,在通訊中幾乎是無話不談,可偏偏沒有覺察兒子思想上的變化。兩代富蘭克林中,年屆70的父親成了革命者,正值壯年的兒子卻留在了壓迫者、鎮壓者的反動勢力的營壘中。在8月的最後幾天中,富蘭克林到珀斯·阿姆波伊去了一趟,在兒子那裡小住了幾天。但是,父子商談的結果,只在繼續各行其是上達成了一致。威廉完全不能理解父親的政治感情,更不能接受父親的政治觀點。
9月,回到費城的富蘭克林在兒子的信中指責他說,“你這個徹頭徹尾的朝臣,是用英國政府的眼光看待一切的”,言辭間透著一位老父的傷心、失望和怨憤。
後來,威廉·富蘭克林一直忠實於他的公務。在被殖民地革命派囚禁了一個時期後,他當了紐約效忠派協會的會長。加洛維在革命爆發後在美洲呆了三年,而後去了英國,當了倫敦的美洲效忠派流亡者的代言人。威廉·富蘭克林後來也去了倫敦。和他們兩人、尤其是和兒子在政治上的分道揚鑣,恐怕是開朗樂天的富蘭克林一生中少數幾件不順心的憾事之一。
北美殖民地如火如荼的革命鬥爭不允許他沉緬於個人的不快之中。回到費城的第二天,他就被賓州議會選為代表參加第二次大陸會議,會議於4天后在費城召開。
5月9日,南卡羅來納的會議代表在費城碼頭棄舟登岸;北卡羅萊納、弗吉尼亞、馬里蘭和特拉華的代表從南面騎馬而來,由樂隊奏樂、搖鈴開道,穿城而過。費城街頭雲集了15000民眾觀看。
第二天,費城舉行了閱兵式來歡迎麻薩諸塞、康涅狄格和紐約的代表入城。
5月10日,大陸會議在賓夕法尼亞州政廳召開。第二天,會議代表們從倫敦的來信中得知英王和英國議會對第一次大陸會議的請願書不予考慮。但會議主要是處理列剋星敦的有關事務。
第4天,星期六,全體會議代表在市酒店聚餐,為在英國國會作了和解演講的埃德蒙·柏克的健康乾杯。星期一,富蘭克林寫信告訴柏克:“你將在報紙上看到,蓋吉將軍召開他的議會來提出諾思的和平計劃。可會還沒開,他們就拔劍開戰了。他的部隊作了一次最為強勁的撤退(3小時退了20英里),簡直是史無前例。連孱弱的美洲人一路追打他們,都不能阻止他們前進。”這裡,富蘭克林開始使用了和以前截然不同的語氣。也許富蘭克林自己也感覺到了,在他反對英國政府的暴政又不想同他們徹底決裂以前,說話行事常常左右為難,進退維谷,並屢次遭到猜疑、誤解。而現在,一旦決定了和殖民地的革命者站在一起,一切反而變得那麼簡單明瞭。
的確,大陸會議中年事最高的代表富蘭克林是最堅定、最大膽的代表,又是最沉默的代表。很久以後,傑斐遜說,“革命前我和華盛頓將軍供職於弗吉尼亞議會,革命期間和富蘭克林博士共事於大陸會議。我從未聽到他們中哪一個一次發言10分鐘,也沒有聽到他們談到決定問題的主要點以外的任何話題”。
6月,華盛頓離開費城去坎布里奇就任大陸軍司令,傑斐遜——第三個沉默的人——來出席會議了。在性格上,傑斐遜十分接近於富蘭克林,儘管他比富蘭克林年輕得多。這樣,在眾多的政治家中,就有兩位思想家了。習於演說的約翰·亞當斯曾對富蘭克林“日復一日沉默地坐著,相當多的時間是在椅子上熟睡”卻被指派參加所有最重要的委員會感到迷惑不解。他自己只參加了少數幾個委員會。亞當斯認為,對富蘭克林、華盛頓和傑斐遜來說,他們不喜歡爭論真是幸事。
實際上,富蘭克林在會議上默然聆聽或乾脆打瞌睡,是因為會議討論的許多問題早已在他頭腦中有了結論,他是在看著這些年輕人在一步步學會他已經知道的東西。
7月間,會議表決透過了向英王遞交一份措辭更恭順的請願書。比起在座代表,富蘭克林更瞭解英王和他的內閣,他相信遞交請願書只能是徒勞無益,達特茅斯不會將它轉呈英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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