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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態,雖然在對付令人惱火的議員和新聞記者時是有用的,但也冒犯了他在政府中的許多同僚;這使他象邱吉爾一樣,雖然得到人民的欽佩,但並不為他們所愛戴。
李光耀是結實、強壯的,象一位第一流的職業拳擊家。他目光犀利,從不黯然失色。我發現孟席斯喜歡交際,相當詼諧,李光耀則是精明的、機會主義的、工於心計和圓滑的。盂席斯喜歡有益的交談——事實上,他雖然對在議會上耍弄謀略這一套也很擅長,但他並不樂於這樣做,而是更喜歡趣味相投的談話。他還是一位品嚐美酒佳餚及摻和馬提尼酒的行家。李光耀則認為娛樂大多是浪費時間。
在我與盂席斯會見時,他通常抽著上等的雪茄煙,向我談述一些使我感興趣的政治見解,發表一些對外交事務的精闢言論,以及對澳大利亞政治的帶譏諷性的評論。我們的談話總是熱烈而愉快的。對比之下,1967年我第一次見到李光耀時,他卻象一頭籠中的獅子一樣,在地板上踱來踱去,滔滔不絕地高談闊論著。他的一舉一動表明,他似乎感到自己的身體和思想都被禁錮於其簡樸的辦公室之中,亟想打破這種牢籠,尋找更為廣闊的空間。他不參與閒聊。
他們兩人最為相似之處,在於他們所尋求的目標。這兩個人都不是空想家。盂席斯是一位英國式的議會民主派人士。他最深切的允諾,就是在危急之時,保證支援女王政府和英聯邦的團結。他在經濟上的保守主義,在他第一屆任期之後才表現了出來。那時,他把自己看作是中產階級人士追求舒適和安全時的一個盟友。李光耀則是一個最講究實際的人。他對政治理論漠不關心,蔑視一切不能直接有助於增強新加坡力量和使新加坡富裕的事物。對這兩個人來說,沒有什麼東西比保證他們人民的安全和繁榮更重要的了。
因為李光耀和孟席斯的觀點是非意識形態的,所以,人們一直嘲笑他們是“實利主義者”。他們對人民的物質需要極感興趣,因而忽視了他們精神上的需要。這兩個人在國內的成就主要是經濟上的,盂席斯執政之時,是澳大利亞歷史上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速度最快的時期:李光耀則把新加坡變成為一個貿易方面的“發電站”。兩國人民已經成為這一地區最富裕的人民。
這種尋求物質豐裕的作法,遭到了那些從未嘗過物質匱乏之苦的人的奚落。戰後數以十計的領導人給他們的人民以革命、民族自豪感和獨立。他們的人民卻很貧苦,經常挨俄。在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裡,人們總是更多地根據領導人聲嘶力竭的言詞及其政治色彩來對他們進行判斷,而不是根據其政策的成功與否來判斷。尤其是在發展中的國家裡,許多人夜裡上床時,雖然兩耳灌滿了領導人的言詞,肚皮卻是空空如也。
李光耀也是一個革命者。不過,他是另一種型別的革命者。他從來不把空話和物質相混淆,也從不讓意識形態壓倒良知。他1959年掌權時,新加坡是一個小小的國家,沒有什麼自然資源,只是一個由印度人、中國人和馬來人構成的、隨時有可能發生爆炸性局勢的混合體。反對英國殖民主義的憤懣情緒則已高漲到了危險的程度。他認識到,只有採取先發制人的辦法,裝出比他的實際情況還要激進得多的樣子,才能防止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因此,他玩了一套政治把戲。把他的這套把戲歸納為“言左行右”,是最恰當不過的了。
大選之前,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無異於共產黨的一個陣線,其言詞是模仿毛澤東的。他充分地扮演了反對殖民主義、反對西方的革命煽動者的角色。他穿著樸素的襯衫去參加竟選運動,責罵白人的罪惡。但他當選後,便把一百多名先前的共產黨同僚投入監獄,並立即安撫新加坡有錢的華人頭面人物,還向外國人保證說,他們在新加坡的投資以及他們派來的董事們和工作人員都將是安全的。今天,他穿著細條紋西服,管轄著一個繁榮的國家。有人把這個國家叫做“新加坡公司”,因為它是靠日本、西歐和美國的投資的有機結合為生的。
新加坡的繁榮來之不易。除了人力以外,這座城市的唯一“資源”就是它在戰略上的重要位置了——它是國際上的一個十字路口。李光耀以一種輕蔑的口吻,談起那些依靠開發其礦產資源的礦區使用費為生的第三世界國家,並說:“我們這個地方只有具備克服困難的意志時,才能生存。除了意志和勞動力以外,我國別的什麼東西都沒有。”李光耀就職以後,新加坡不得不越來越多地依靠自己來謀生了。多年來作為新加坡工人就業的主要源泉的英國陸軍,六十年代中期開始撤出。同時,長達兩年的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之間的聯邦亦告失敗散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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