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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說,這是李光耀企圖控制這個聯邦所造成的結果。李光耀對此極為失望,他在電視中宣佈新加坡退出聯邦時,公然哭泣起來。不過,他只是暫時感到氣餒。他以一種獨特的、愛好使用生動的譬喻的口吻說:“坐在凳子上,比坐在枝條上舒服。但是現在我們不得不坐在枝條上。別忘了,我們只有這樣的東西。
但是新加坡人民擁有的這種枝條卻是鋼製的。
看來,李光耀也常常希望他的人民是鋼鐵製成的。他規定了年輕男人的頭髮的長度,公開反對吸毒和不正當的性關係。
他告誡人們不要炫耀財富,如炫耀比賽用的汽車和大理石地板。由於他是一位帶有維多利亞倫理主義色彩的、嚴格維護紀律的人,因此一直受到抨擊。但他認為,紀律和堅定不移的引導,對減少新加坡三大種族之間的敵對情緒及鼓勵他們合作共事,都是必要的。他要求他的人民把自己看作新加坡人,而不是中國人、馬來人和印度人。這方面,他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使新加坡成為其他多民族社會羨慕的物件。
象尼赫魯一樣,李光耀也是在英國受教育的,而且懷著強烈嚮往社會主義的心情回國。與尼赫魯不一樣的是,他對社會主義並不採取教條主義的態度。他認識到,一個社會要提供房租補貼、學校、住房和診所,就必須有欣欣向榮的經濟。李光耀關心他的人民的需要,但他首先關心能夠支付帳單的國民經濟的需要。他言簡意賅地概括了他對經濟問題的態度說:“我們不能兩手空空地期望得到一切。”
李光耀的許多社會改革是有實際目的的。他在五十年代後期說:“這是唯一的希望。如果我們不在這方面進行嘗試的話,新加坡將會變成共產黨的天下,如果我們嘗試而又失敗了,那它也會變成共產黨的天下。不過,最重要的還是要嘗試。”他經常要求政府機關負擔自己的費用。這種做法產生了不尋常的結果:國家的郵局贏利了;政府的印刷所也承攬商業方面的活:政府部門中的懶散和浪費現象在其他發展中國家裡是如此地盛行,但在新加坡卻成為主要的罪孽。
儘管李光耀對人民的福利至為關切,但在我們會見之時,他卻很少向我談論國內問題。有些領導人也不願意討論他們本國的問題,這要麼說明他們已被這些問題壓服,要麼就是象蘇加諾一樣,根本不願意面對這些問題。但李光耀並非如此。他毋需談論新加坡的問題,因為他已經把新加坡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我在擔任總統初期,曾派我的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作一次周遊世界的實地考察。他回到白宮進行彙報時,對新加坡之行的評論的開場白非常簡明扼要。他對我說:“新加坡是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國家。”
托馬斯·杜威州長在1948年總統選舉失利之後,曾去遠東訪問。1953年,在我動身去亞洲之前,他告訴我,他那次訪問見到的人中,印象最深刻的是羅伯特·孟席斯。我見到孟席斯時,立即明白杜威為什麼對他有這麼高的評價了。孟席斯不僅對影響太平洋地區的問題、而且對影響全世界的問題都瞭如指掌。
這位仕途順利的澳大利亞總理需要管理好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稀少的國家。從阿得雷德人那種英國式的溫文爾雅,到大維多利亞沙漠邊沿地區的原始荒涼,這個國家各個地區都有自己的特點。盂席斯的連續任期,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都長。他具備處理好任期內所面臨的各種問題的一切條件。儘管他有著英國上流社會成員特有的那種含蓄和尊嚴,但他也能勉強地與反對派和新聞界打交道。他具有一種用尖銳、刻薄的言辭來進行反駁的技巧。我第一次見到他時,他告訴我:“我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英國人,但我喜歡美國。”依我看來,他似乎把英國和美國政治家最優秀的品質結合在一起了。
實際上,可以說有兩位羅伯特·孟席斯。我認識的是“第二位”孟席斯。這位充滿自信的、老練的政治家善於利用他的時間。在他的領導下,澳大利亞出現了歷史上最大的經濟發展高潮。但我從未見到過“第一位”孟席斯。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他是一位聰明過人、自負傲慢的年輕的澳大利亞領導人。
他有一副好心腸,但後來被各種事件所壓倒了。
孟席斯於1939年至1941年及1949年至1966年兩次擔任澳大利亞總理。但他直到第二次任期時,才認清了自己應該捍衛的物件:被遺忘的中產階級。1941年從他手中接管政權的工黨所推行的社會主義政策,把中產階級束縛得寸步難行。孟席斯再度擔任總理以後,在不妨礙私人企業的情況下,維護著人民的福利,而且象李光耀一樣,鼓勵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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