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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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拒絕實行民主，但他仍然接近他所統治的人民。他登基後不久，他的妻子陪他參觀了在阿爾·瑪薩的一所重新裝磺的皇宮。當他看到奢華過度的王室臥房時，不禁問她：“這是誰的房間？對我來講，實在大豪華了。”他在樓下大廳中選中了一間窄小的房間，在裡面只安置了一張單人床。他不喜歡人們吻他的手或稱他“陛下”，而是喜歡人們稱他“兄弟”，甚至叫他“費薩爾”。沙烏地阿拉伯傳統的議會，是他的政府的組成部分。這位國王每週接見臣民時，總是耐心地傾聽他們抱怨家畜被偷或發生財產糾紛等情況。

費薩爾之死是特別出人意外的。在1974年我們的會談中，他對他的空軍中一些年輕軍官的忠誠表示深為憂慮。他們在美國受過訓練。他擔心他們可能受到革命左翼的毒素的感染。伊朗後來就感染上了這種毒素。費薩爾始料不及的是，他致命的危險是來自於右翼，而不是左翼。他最引起爭議的改革之一，是在他的王國開放電視——儘管他已決意對電視節目進行嚴格的控制。1985年，一位持異議的王子認為電視傳播了邪惡的影響，因而率隊突襲利雅得廣播電臺，但未獲成功。這位王子撤退到他的宮殿，在那裡被保安部隊殺死了。十年後，費薩爾被這位王子的兄弟所暗殺，許多人認為，這是一次報復行為。在與我交談時，費薩爾曾經說過，他認為，一般他說來，電視和新聞工具充其量只是現代世界中必需的“邪惡”之物。他是唯一由於電視而喪命的領導人。

費薩爾被暗殺時，一家週刊說，雖然他的權力平靜地、和平地傳給了他的兄弟哈立德——他是1932年以來的第四任沙烏地阿拉伯國王，但這次謀害事件再次“表明了中東石油國家的不穩定性”。無獨有偶，當薩達特總統在1981年秋被暗殺時，許多人也說，美國不應該把武器出售給中東的：“不穩定的”政府，即使其權力是平靜地、和平地傳給薩達特親手挑選的繼承者—1956年以來埃及的第三任總統。但在上述事件中，權力交接的情況都不比1963年肯尼迪總統被謀害後的權力交接情況差。

如果按照美國的標準來衡量，中東的許多政府確實是“不穩定的”。埃及憲法中，載有關於有條不紊地交接權力的條款；沙烏地阿拉伯卻沒有。不過，比較而言，世界上實在很少國家有可靠的繼承權力的法律程式。共產黨國家就沒有。認為沙烏地阿拉伯政局不穩的人，大多數是以此隱晦地發洩他們對君主專制思想的僧惡。由於西方的民主具有悠久的歷史，因此他們的上述態度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們忽視了沙烏地阿拉伯的現實：這個國家歷史上沒有民主。君主政體也是一種政府形式，而沙烏地阿拉伯人對這種形式已繹習慣了，目前還感到心滿意足。約旦和摩洛哥也是君主政體。在侯賽因國王和哈桑國王的領導下，它們都成為阿拉伯世界中治理得最好的國家。在突尼西亞，哈比卜·布林吉巴自我任命為終身總統。儘管他那溫和的極權主義領導同樣遭到抨擊，但西方式的民主是否會給突尼西亞帶來布林吉巴已經帶來的那種進步和穩定，也是值得懷疑的。

由於越來越多的沙烏地阿拉伯人受過教育，他們不可避免地會吵吵嚷嚷地要求建立一個西方式的政府。不過，就算他們不這樣做，這種發展趨勢也將是沙烏地阿拉伯君主政體改革的必然結果。雖然君主政體終將被一種新的政府形式所取代，但它也將完成費薩爾想要它完成的使命：使沙烏地阿拉伯按部就班地、和平地轉變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

民主對沙烏地阿拉伯不一定都是好的，正如君主政體不一定都是壞的一樣。1982年6月，繼承王位的法哈德國王曾經直率地說過，他的國家並不準備成立共和政府。他說：“我們要起用本國的傑出人物。但我們深信，如果不進一步普及教育，就算進行選舉，傑出人物也不會被推上掌權的崗位。”正如費薩爾所說：“就一個政權而言，重要的並不是它的名稱，而是它的行動。既有腐敗的共和政權和賢明的君主政體，也有賢明的共和政權和腐敗的君主政體。一個政權到底如何，應根據它的所作所為及其統治者是否廉正來判斷，而不是根據它的名稱來判斷。”

納賽爾和薩達特是革命者；伊朗國王和費薩爾則是主張革新的君王。從心理上來說，這兩位埃及人比其他兩人佔上風。

因為成功的革命領導人有一種天生的吸引力，這是君主們無法比擬的。革命者是流星，是一種正在運動的力量；君主則是靜止的力量。前者被看成是能動的，後者則被視為靜止的。即使君王比革命者具有更好的思想，但他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還必須克服可怕的習慣勢力。

在革命看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