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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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急遂的鉅變。在那裡，新興的國家紛紛出現：古老的國家重新獲得了完全的獨立；曠日持久的對抗也點燃起來了。失去耐心的、嚮往現代化的人們，與拼命維護舊習慣的人們在互相摩擦，各種文化在互相沖突；被壓抑的憤怒情緒一觸即發，時而平息下去，時而又爆發出來。

中東是世界的十字路口，是文明的搖籃。它的聖地對三大宗教來說都是神聖的。今天，中東是遊牧部落與學者、雜貨鋪與實驗室、油田與以色列聚居區、議會和阿亞杜拉等雜處並存的地區。在這些地方，農民們耕種著幾世紀前他們的祖先照料過的、多石的田地，在另一些地方，衣著時髦的婦女則在去現代化辦公室的途中閱讀著來自開羅或倫敦的最新雜誌。中東是動盪不定的、脆弱的、對東西方之間的衝突至關緊要的地區。

它還深深地陷入了不斷變化著的漩流之中，比世界其他地方更富有爆炸性，更牽動人們的感情。

在中東劇烈變動的年月裡，這個地區也產生了一些非凡的領袖人物。

最卓越的領導人之一是戴維·本·古裡安——以色列建國之父和第一任總理。他把他的一生獻給了震動中東、並以其特殊而十分重要的方式改變著世界的事業。

艾森豪威爾總統過去常常把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和本·古裡安說成是”《舊約全書》中的預言家”。我發現，這種說法對兩者而言都有點令人啼笑皆非。杜勒斯是一位虔誠的美國新教徒，他把《新約全書》的教義鐫刻在自己的心靈之中，本·古裡安則是一位諳熟基督教《聖經》的學者。不過，他把自己說成是世俗的，而不是宗教的。他有一次解釋道：“雖然我經常援引基督教《聖經·舊約全書》開頭的五篇，但請允許我宣告一下，我個人並不相信它所假定的上帝。我的意思是說，我不能‘求助於上帝’，或者向一位住在天上的、超人的上帝祈禱……然而，儘管我的哲學是世俗的，我卻深深地相信那利米和以利亞這兩位神靈。我確實認為這是猶太遺產的一部分。我不是篤信宗教的人。以色列早期的建設者們大多數也如此。但他們對這個國家的熱情，還是來自子《聖經》一書。”他把《聖經》說成是“我一生唯一的、最重要的書”。

艾森豪威爾的說法儘管頗為令人啼笑皆非，但還是恰當的。杜勒斯和本·古裡安都從《聖經》中得到一種使命感。這種使命感都是他們個人最突出的特徵。杜勒斯的使命是保護自由，使其免受極權主義的危害；本·古裡安的使命是使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故土上重新定居下來。

本·古裡安是一個身材矮小的人，只有五英尺三英寸高。

但是，他給人以一種龐然大物之感。這一方面是因為他骨架寬闊，腦袋很大，臉色紅潤，還有著滿頭銀髮，另一方面是因為他那突出的下唇，剛毅的下巴，以及疾步如風的步態使他顯得更有風采，給人以深刻的印象。有的人是興風作浪的。本·古裡安則是一位息事寧人的人。

1906年，本·古裡安從波蘭遷冒以色列。也就是在這一年，戈爾達·梅厄從俄國移民去美國。作為一名二十歲的非法入境的移民，古裡安剛抵達雅法，就在塞傑拉的加利利村當農民，從事勞動。如果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是他的生命，那麼，他堅持認為耕種——使沙漠開花——是他最大的樂趣。後來他退休時，又回到了沙漠地帶，在這塊土地上度過自己的餘生。

本·古裡安一生中也貪婪地閱讀書刊，而且撰寫了大量著作。他在五十開外時，又學習了希臘文，這樣他就能夠閱讀柏拉圖的原著了。他還研究過印度教和佛教。本·古裡安能講九種語言。1966年，我、我的夫人以及我們的女兒特蕾西婭和朱莉一起去他家裡拜訪他，當時他住在特拉維夫的郊區。他把我帶進他的書房，只見四面牆邊擺滿了雜亂的書籍，多到快要溢位來的程度。我1972年和1976年拜訪毛澤東時，不禁聯想起這間書房。毛澤東的房間裡也堆滿了書籍和手稿，有的還散落到地上。很明顯，他們倆的這種情況說明，這些書並不是一種擺設，而是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的東西，這與我在很多時髦的府第中的正式藏書室裡見到的情況不一樣。那些藏書室裡的書籍經常滿積灰塵，很少開啟。

從本·古裡安在雅法上岸之日起，到1948年5月他站在特拉維夫博物館的話筒前向全世界宣讀以色列獨立檔案之時上，四十多年過去了。在這些歲月裡，他在土耳其、英國的統治下和國際共管的情況下，為了把自己的夢想變為現實而鬥爭著。

然而，與其他革命領導人不同，以色列獨立之時，卻不是本·古裡安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