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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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一個指揮員至關重要的作用，就是從他收到的情報中，把佔百分之五的重要情報和其他佔百分之九十五的不重要情報分開。”他說，他認為肯尼迪關於豬灣事件的決策顯然已經失敗，由於這一慘敗，肯尼迪還不幸地失去了軍方和中央情報局的信任。誠然，他認為肯尼迪在政治上是“聰明的”，但又歸因於肯尼迪為他提供了一架飛機，讓他到菲律賓隨心所欲地旅行。不過，他又說，肯尼迪“一到要作出決定時，就傻眼了”。在說了這些之後，他接著強調——他說話時總喜歡強調——“肯尼迪將會佔領古巴。

雖然現在還不是時候，但是將來他必定這樣幹，而且將要這樣幹。”

麥克阿瑟不管談論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差不多總是要把話題扯到亞洲事務上。他曾經對我說，回頭看一看，當初如果撥五十萬國民黨軍隊在鴨綠江一帶歸他指揮，他就能把中國分裂成為兩半，一舉改變世界力量的均勢，可惜時機已經錯過了。

由於共產主義的蠶食，他對於亞洲的前途逐漸悲觀起來。但是，他又認為，捲入亞洲大陸的地面戰爭將是美國的一大錯誤，他最後一次對一位美國總統提出的忠告，就是堅決主張林登·約翰遜不要向越南投入更多的軍隊。他覺得，我們可取的作法是：繼續嚇唬蘇聯或中國支援的造反者，並支援亞洲各國政府反對他們。

他對政治問題的態度也是含糊不清的。他說，住在紐約並擔任蘭德公司董事會主席，這使他有更好的機會研究華爾街的商業；他還說，他發現他們“毫無特色可言”，“他們從不堅持原則”。他說，“他們遵循的唯一準則，就是擁護勝利者，並且不顧一切地支援他，無論他站在什麼立場上。”六十年代早期，他對我說：高徵稅是美國的主要問題：我們這個國家變得更保守了。在1964年共和黨全國會議前夕，他又強調了他的這種看法，認為戈德華特不應該被提名，因為他太保守。

1961年，麥克阿瑟還對我說過：1951年，肯尼迪的父親帶肯尼迪本人去沃爾多夫看望他時，肯尼迪似乎已經是一名“社會主義者”了。他稱讚肯尼迪確實具有“非凡的記憶力”，並說，當肯尼迪成為總統之後，對十年前他們在沃爾多夫的第一次會見還記憶猶新，而且異常的準確。使我尤為難忘的是，這也說明麥克阿瑟的記憶力非常之強。

麥克阿瑟也給過我個人一點許多人認為應該照此而行的勸告。1962年，當我問他我是否應該回到加利福尼亞去競選州長時，他一下子抓住我的手說：“別去。加利福尼亞雖然是一個大州，但是那地方還是太窄小了。你應該呆在華盛頓，而不是在薩克拉門託。你應該參加國會競選”就在兩小時前，赫伯特·胡佛在六層樓之下的套間裡，也給了我同樣的勸告。

在我的頭腦裡，我與麥克阿瑟的談話總是與我和胡佛的談話聯絡在一起的。這兩人都上了歲數，都很聰明，都住在沃爾多夫大廈，而且我經常是在同一天拜訪他們。

我與胡佛的最後一次晤談，是在1063年8月10日他八十九歲生日那一天。我順便去走訪他。他的護士告訴我，他病得很厲害，簡直是不可能康復了。但他的神志一直很清醒。她告訴我，他經常在半夜裡起身，倚在他的黃色靠墊上寫東西。多年來，胡佛對成百封祝賀他生日的明信片，都親自一一作答。

護士說，他現在仍舊閱讀這些明信片，但不能親自作答了。

當那位護士用輪椅把他推進房間時，我看到他被病痛折磨得十分消瘦，心裡很難過。然而，他的握手還是很有力，聲音令人吃驚的宏亮，對事物的評論也簡明扼要，且擊中要害。儘管他持強硬的反共路線，但他還是支援那個月美國與蘇聯簽定的禁止核試驗條約。他的觀點是，“這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和當前的緊張局勢”。正如他指出的，“由於中國的緣故，赫魯曉夫需要朋友”。他不同意阿登納關於我們可以打中國牌以反對蘇聯的觀點。他指出，她們都處於共產主義的早期階段，因此是特別愛尋釁的。他也告訴我，中國人民是極富感情的人民，但他們不論對外國人還是對自己的同胞，也可能是“血腥的”。

在1900年義和團造反的年月裡，胡佛曾經作為一名採礦工程師在中國工作過。這段經歷使他的上述態度顯得更富於色彩了。在排外的義和團攻打天津的外國祖界時，他和他的妻子參加了保衛祖界的戰鬥。當時，義和團和政府軍之間也互相殘殺。胡佛說，他看見從他的駐地旁邊流過的河裡，漂浮著成千上萬具屍體。照他看來，中國革命的大屠殺恰似同一個故事的另一章。他預言，在二十五年內，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