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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代表與唐清算比款外,合詞電呈。”
這個電報比起攻擊張耀曾的電報來,火力更加猛烈。列名者由15人增至34人,除山西、陝西、新疆三省督軍未列名外,幾乎是用北洋派的全體名義與一個手無寸鐵的北洋老官僚作戰。列名者有督軍、省長、師長、都統、護軍使、鎮守使、最後一名是直隸警務處處長,堪稱角色齊全。攻擊張耀曾的事實雖不正確,但還有些牽連,這個電報列舉的事實卻都是憑空捏造的,例如比款是用以解散南方的民軍,唐紹儀辭內閣總理是由於受到袁世凱的壓迫,而“要結外援,陰圖不軌”也都是莫須有的罪名。攻擊張耀曾的電報,僅僅假設到各省司法機關將與“私運煙土”的司法總長脫離關係,而這個電報卻明顯地指出列名各省都要與“凡庸猥下”的外交總長脫離關係。以前海軍獨立,宣言“不接受北京海軍部的命令”,這次列名各省準備與北京外交脫離關係,也就是對北京政府的變相獨立,他們還怕電報嚇不退唐紹儀,準備採取派人到天津查帳的實際行動,威脅他不敢到京就職。實際上,這個電報是由張勳、倪嗣沖兩個人包辦的,各省軍閥代表有些是隨聲附和,有些表示了不同意的態度。江蘇、江西、湖北三省代表表示要向本省長官請示後才能決定簽名與否,倪嗣沖就站起來大聲地說:“你們不能代表,就讓我來代表吧”,即提筆代為簽名。因此,馮國璋、李純、王佔元都通電否認同意列名,並且撤回了他們的代表。馮國璋派代表到北京宣告此電未經本人同意。這是長江三督在北洋派中另樹一幟的一個開始。
9月25日,唐紹儀通電辭去外交總長。他在電文中痛斥張勳說:
“張勳盤踞徐州,形同割據,弁髦中央命令,官吏由其任免,賦稅由其徵收。近且蒐集逋逃,號召徒黨,以悖謬不法之言論,干犯國會尊嚴,以無稽之談,肆詆司法總長,勒令解職。”
電文附帶指責北京政府對廣東問題處理不公:
“龍濟光督粵三年,縱兵殃民,姦淫搶掠,甚於盜賊,以為政府曾獎以有世界眼光,故雖奉明令解官,而延不交代,肆為無理之要求。近雖交印,而仍佔據孤山,勒索鉅款,以各獨霸瓊島之需……。李烈鈞以肇造共和、矢忠民國之人,滇南起義,投袂而興,間關萬里,轉戰名城,乃其結果不及一殘暴冤酷之龍濟光,烈士灰心,端人解體。”
唐紹儀的辭職電發表後,黎派府秘書長丁世嶧到天津加以挽留。唐本來無意於到北京參加段內閣,其外交總長一職,是由黎提名,他由上海動身到天津來,也是受黎的邀請。他一到天津,就知道北方的空氣對他十分不利。段認為:黎堅決邀請唐入閣,只是為了奪取內閣總理,因此不惜採取種種手段,阻止唐到北京來就職。
段利用徐州會議打擊了政敵唐紹儀,但是這個武器反過來又傷了自己。在督軍團猛烈攻擊唐紹儀的同時,徐州會議還討論到內閣問題,張勳主張推舉徐世昌組織內閣,段應退為徐內閣中的陸軍總長。張勳排斥段內閣具有兩種用意,第一是與段爭奪北洋派領袖的地位,第二是要利用徐世昌為清室復辟開闢道路。因此,徐州會議在北洋派內部產生了一個尖銳的矛盾——張勳與段祺瑞之間的矛盾。
徐州會議還存在張勳與馮國璋之間的矛盾,這兩個人的關係從來就是不好的。馮派代表參加徐州會議,並不是甘心充當張勳的助手,而是利用徐州會議醞釀政變,企圖奪取總統的地位。但張勳自為盟主而把他看作是一個搖旗吶喊的小卒,沒有取得他的同意,冒名簽發電報,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因此他與自己一系的李純、王佔元等都撤回了代表,表示了長江三督和徐州之間的不合作的態度。
張勳與其他各省軍閥之間也不是沒有矛盾的,由於張勳妄自尊大和獨斷獨行,各省軍閥敢怒而不敢言。張勳每發表一次意見,各省軍閥只能隨聲附和。一次,福建督軍李厚基的同意電報來遲了一步,他就大罵李破壞北洋團體,影響盟主威信,嚇得李來電謝罪,並且委過於秘書辦稿太遲。後來北京選舉副總統,張勳命令各省盟員通電為徐世昌捧場。李很快地就有回電說:“與其推戴東海(徐),毋寧推戴我帥”。
這時候各省北洋軍閥紛紛仿照前清督撫的成例。稱為“某帥”,只有張勳一個人稱為“大帥”。由於大盟主的威風越來越大,除了退盟的長江三督而外,各省盟員逐步地下降為他的應聲蟲。其中有些恬不知恥地建議以後不必召集會議徵求同意,一切問題經由盟主決定,大家無不樂於服從。但是,甘心做奴才的人畢竟只是少數,大多數盟員對盟主的反對是越來越深了。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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