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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大將吳佩孚卻拒絕作戰,且和南軍成立了停戰協定,而這次的天津會議卻把副總統留給徵南有功者,張作霖在旁虎視耽耽。天津會議一致決議勸告曹錕南下立功。曹錕一方面捨不得放棄副總統位子,另一方面又接到吳佩孚密電,阻止他南下,使他真是進退兩難。

這個布販出身的老實人也有他一手,他在進退兩難中想出了應付的辦法,他一方面答應南下,一方面又提出三個條件:(一)中央預籌軍費;(二)規定四省經略使職權;(三)軍火暫由奉天借撥,並須取得德州、上海、漢陽三個兵工廠的管理權。曹錕料到北京政府對這三個條件難於接受,這樣他便可藉詞推延南下的日期。他深深覺得自己是被騙了,因為他如果真的南下,則張作霖一定乘機深入北京政權,張作霖是他最大的威脅,有取副總統的野心,同時也是除他以外唯一的人選。

段祺瑞派花車接曹錕赴京詳談,曹竟予以拒絕。

在這次天津會議中討論對南作戰時,誰在先誰在後也各有歧見,張作霖既然以“打手”姿態出現,各省軍閥就主張以奉軍為前方主力,以代替在前線按兵不動的直軍。但是張作霖當然不肯這麼做,他建議把奉軍當做各路戰線的總預部隊,隨時應援前方,這當然遭到其他軍閥的反對,這等於消耗了別系的力量,再由奉軍前往接收,大家都不是傻子,誰肯這樣幹?因此這個問題大家便牽延不決,你推我賴。

天津會議中,大家一致要求北洋派大團結,首先要求沒有參加會議的各省代表列席。這是指直系的長江三省,他們沒有參加天津會議,也沒有派代表列席。於是天津會議以全體成員名義去電徵求他們對“南征問題”有何意見?請他們迅速答覆,他們回答說:毫無意見,只願意保境安民。

於是,這次的天津會議雖有張作霖親自參加,卻仍無結果。各省軍閥在此期間,唯一一致的是向北京政府索取軍餉,他們開出來的數目是1500萬元。

沒有錢當然不能打仗,於是段內閣便忙於在“錢”上面動腦筋。財政總長曹汝霖建議發行金幣券2.4億萬元,向朝鮮銀行借款8000萬元作為三分之一的準備金,金幣券代表的貨幣是二分之一美金,成立幣制局為發行金幣券的監督機關,另設貿易公司經營發行及國際匯兌業務。段採納了這個建議,擬就發行金幣券條例,請馮公佈施行。而馮又一次拒絕蓋印。

但馮終在8月9日召集各部總長和中交兩行負責人在公府舉行會議,討論發行金幣券問題。曹汝霖在會議上報告,他說發行金幣券是改革幣制,是採行金本位的準備步驟。8月10日馮以總統名義公佈制定金幣券條例,及幣制局官例。

西方國家對北京政府這項措施表示反對,他們認為中國改革幣制應該先向五國銀行團商量,不應該單獨行事,這是違反西方共同利益的,所以聯合對中國抗議,這時由於歐戰已接近尾聲,列強開始又對中國注意,不像歐戰緊急期間那麼放鬆,因此他們不能容忍日本政府和段祺瑞政府的各種勾結,仍想透過五國銀行團對中國加以控制,這樣也阻止了日本對華借款的壟斷權。

日本政府鑑於西方國家的強大壓力,所以也不願過分招致西方國家的惡感,因此召回了留在中國的首相私人代表西原,同時對於金幣借款一事也暫不考慮。

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的勾結,並沒有得到什麼好處,因為軍火的供應只便宜了奉軍,兩次日本軍火都被奉軍劫取,借款雖多,卻是遠水不能救近火。

天津會議是7月31日開始的,8月9日在無結果中結束。張懷芝和倪嗣沖都離津返防。只有張作霖仍留在天津,他這時對於北京的政壇已發生了興趣。

張作霖在天津時爆發了一件大事,他發現從3月25日段祺瑞第三次組閣起,徐樹錚一共代領到奉軍軍費550萬元,但奉軍只實收到180餘萬元。他再進一步查問,發現徐樹錚把其他的錢用在編練參戰軍和組織新國會的選舉上,原來徐竟玩弄“假報銷”。

張作霖自入關後,與各方接觸中,聽到的盡是徐樹錚如何跋扈,如何猖狂,挾段祺瑞以凌欺北洋各軍。因此心中對小徐已懷不滿,現在發現他竟擅把奉軍軍費移作別用,欺人欺到自己頭上,怎不光火,因此他不待和北京政府磋商,立即下令解除徐樹錚的奉軍副司令職務,並且要找小徐算帳。

段祺瑞聽說張作霖翻臉,生怕鬧出別的麻煩,趕快叫徐樹錚去見張謝罪,並且承認在短期內歸還這筆款子。

8月24日北京發表張景惠為奉軍暫編第一師師長。

一四一、安福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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