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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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議院副議長張伯烈為了發展他所領導的“新民社”黨羽，先向銀行借了100萬元，發給屬於他旗下新民社的議員，同時宣稱其他黨的議員如果改投入他的新民社，亦可享受同等待遇。這筆借款是由高凌霨擔保借到的，因此引起了各“政黨”的公忿，紛紛打電話質問高，高大傷腦筋，只得宣佈暫時停發津貼。於是議員們又急急忙忙地跑到高宅來大興問罪之師，高無可躲避，只得派人攜帶支票，仍交各“政黨”代發，規定領款人須在支票存根上蓋章，以避免重複和冒領。12年1月12日為發款之期，共計開了1040餘張支票，多領的，留待下月扣還。支票上一色蓋有“檀芬堂”的印鑑。

事後查明領受津貼的議員共有380餘名，不過是國會議員總數的二分之一強。

農曆年關，曹錕致送吳景濂“炭敬”3萬元，張伯烈1萬元。正副議長相差懸殊，張伯烈大為不滿，曹錕只得補送了1000元。議員們因為議長3萬元，副議長1．1萬元，而議員們只有200元，待遇距離太大而吵鬧不休。因此曹錕遂改派袁乃寬負責經手發放2月份的議員津貼，可是還未發完，就無款可發，袁乃寬只好溜之大吉，悄悄逃往天津去過年。

張紹曾組成了一個北洋好幾年所沒有的合法內閣，可是合法不代表安定或者權威，相反的這個合法內閣卻多災多難，極不安定，國內戰爭不停、各省兵變、匪患的警報愈來愈多，北京各機關和教育界出現了索薪的高潮。在外交方面，四國銀行團屢次抗議到期外債不還，公開建議國際共管中國財政，並擬委託總稅司安格聯監督北京政府的全部收支。外交團領袖葡萄牙駐華公使符禮德代表各國嚴厲責成北京政府營救被匪擄去的外僑。

太上政府的兩位直系巨人，曹錕忙於總統夢，吳佩孚則忙於“援閩”、“攻粵”，以達到武力統一中國的計劃。

而張紹曾呢？他正興致勃勃地想一展身手，打算在他手中實現全國和平統一。他建議召集各省實力派代表、各政黨領袖、在野的名流假北京頤和園舉行“國事協議會”，協商和平統一的問題。

1月8日，張紹曾致電西南各省，主張“對內先謀事實上之協商，對外完成法律上之統一。”他不贊成聯省自治運動，認為“與其先爭聯治之名，毋寧力圖省治之實。”

黎元洪本來怕張紹曾完全站在津保派立場，後來看到張紹曾所作所為並不是代表津保派，尤其是先謀政治上的統一，後辦大選，這和他的主張比較接近；而他的智囊、政學系閣員李根源獻計把張紹曾拉過來，實現府院合作去對付津保派，他覺得這條路是走得通的。

為了謀求和平統一，張紹曾很重視直系以外的各種勢力，派出大批代表分往西南各省聯絡。第一個爭取的物件是孫中山。張紹曾打算仿照袁世凱的辦法，請孫主持全國鐵路工作。黎元洪卻主張就照孫於不久前發表的主張，請孫擔任全國兵工督辦。可是張的主張也好，黎的主張也好，在國會中的國民黨籍議員都表示反對，因此這個計劃遂告落空。

對奉系方面，張紹曾找到了曾充張作霖顧問的鮑啟元，尊為上賓，叫他從中牽線，打算無條件地取消11年5月10日懲辦張作霖的命令，恢復張的東三省巡閱使名義，並提升張學良、楊宇霆為陸軍中將。張對此案很有決心，不顧慮保定或洛陽方面是不是反對。鮑啟元把這些情況打了好幾個電報給張學良，電報去了，就像石頭沉入大海，什麼答覆也沒有。

曹錕的左右發覺張紹曾果然不是聽話的夥伴。最讓他們憤怒的是，張紹曾先辦統一後辦選舉的政策，完全和他們進行的背道而馳。因此這個出身津保派的國務總理一上臺就使他們極不高興。

張紹曾的和平統一方針，和曹、吳背道而馳，因為曹、吳都主張武力統一。

1月8日張紹曾有電給西南各省，主張和平統一，然而廣東和福建所發生的事件，與張紹曾的願望則是相反的。吳佩孚催促孫傳芳迅速帶兵入閩，進攻討賊軍，以解救陳炯明的危機；12年1月7日，孫傳芳部開到贛東，準備進入福建，可是1月15日陳炯明在廣東失敗，李厚基也在這一天取道汕頭出走，北京所派“援閩軍”常德盛部也由閩西敗退到杉關，盧永祥暗中接濟王永泉、臧致平的軍火軍餉，許崇智、王永泉、臧致平、李福林等聯名通電反對直系派兵入閩，孫傳芳在不利的形勢下只好屯兵不前。1月22日北京政府下令撤銷討賊軍總司令，李厚基調回北京另候任用，福建督軍一缺裁撤，王永泉的通輯令取消，“援閩軍”停止前進，所有福建境內主客各軍善後事宜，責成薩鎮冰、劉冠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