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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縣不能進攻,而清廷則飛檄調湖廣總督張之洞的新兵、兩江總督端方的精兵,由江西按察使秦炳直率領贛軍節制各方兵馬全力進剿,革命之火遂被清軍撲滅。這次起義事件聲勢之大,是前所未有,而革命黨人犧牲之慘重,也是從前所未有的。
萍瀏醴起義的革命軍失敗於沒有經驗和沒有組織,不懂得大戰略,可是他們都有一套新戰術,使他們在戰場上很成功。他們不大打正規戰,白天隱藏起來,然後在夜間活動,在樹林中東插一支旗,西樹一道幡,以引誘清軍,等到清軍來攻打的時候,革命軍卻從兩翼包抄過來。殺得清軍顧頭顧不得尾。同時因為瀏陽和醴陵兩地都是出產大量爆竹,於是革命軍發明一個新戰術,就是把爆竹裝在洋油箱內,月黑風高之夜把它燃著,小爆竹劈劈拍拍像步槍槍聲,大爆竹轟轟隆隆像大炮聲,這一來搞得滿天神佛,真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他們很得意地自詡這種戰術是“迷陣”和“疑兵”。他們這次起義雖然失敗了,可是這套新戰術,卻在後來護國討袁時期為蔡鍔所使用而獲大勝。
革命軍曾分佈了兩個“起義檄文”,一個是《中華國民軍起義檄文》,一個是《新中華大帝國南部起義恢復軍佈告天下檄文》。《中華國民軍起義檄文》是由國民軍南軍革命先鋒隊都督龔釋出,文中痛責曾國藩、胡林翼是逆賊,這是湖南人罵湖南人。文中說:“……乃曾國藩、胡林翼等不明大義,罔識種界,認賊為父,呼賊作君,竭湘軍全力,自戕同種,湘人之罪,涸洞庭之水不能洗其汙,擬衡嶽之崇,不能比其惡。凡我湘人,實無以對天下。今者劃清種界,特興討罪之師,率三湘子弟,為天下先,冀雪前恥,用效先驅。……故韃虜一日不殲滅,即主權一日不收回,漢族一日不存活。今政府已立,大漢即興,韃虜罪惡貫盈,天所不佑。凡我漢族,宜各盡天職,各勉爾力,以速底韃虜之命,而贊中華民國之成功……”至於稱新中華大帝國的革命軍卻並未擁立出一個皇帝,在他們的檄文中說:“……昔宋祖黃袍加身,實當出征之際。大丈夫生逢亂世,攀龍鱗、附鳳儀,影象凌煙閣上,列坐凱旋門前,亦云得時則駕,棄逆效順而已矣。至豪邁公子,豁達少年,亦當知唐室龍飛晉陽,蓋以太宗為嗣子。漢家崛起豐沛,畢有大造於太公,化家成國,達權即所以守經,因禍得福,致人不為人所致,勿自委於無寸尺柄。明祖亦徒步布衣,勿畏胡虜毒焰兇張,胡元實跨歐兼亞。夫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而非夷虜之中國也。今與我四萬萬同胞約:有能起兵恢復一邑者,來日即推為縣公;恢復一府者,來日即推為郡主,至外而督撫,內而公卿。有能首倡大義志切同胞者,則我四萬萬同胞歡迎愛戴,如手足之衛腹心,來日不惜萬世一系,神聖不侵,子子孫孫,世襲中華大皇帝之權利以為酬報。……”這個檄文如果用於向清廷漢吏進行統戰則可,如用為號召則僅抱了民族主義而無經國大計,似乎是不夠的。
萍瀏醴起義後,南京的同盟會乃趕忙派同志到長江一帶運動新軍,派赴南京的是孫毓筠。他當時在同盟會中的地位僅次於孫、黃,孫中山先生還特地在牛込區寓所設宴送別。孫毓筠是安徽壽州大柳樹人,他的叔祖是清末壽州相國孫家鼐。他中了秀才後,有一時期曾想做和尚,後來受了吳樾謀刺五大臣事件的激揚,乃決心參加革命,把他壽州辦的學校付託給人,全家前往東京,加入同盟會。他為人揮金如土,當時同盟會經費困難,孫毓筠的家財大半都奉獻了革命。這位後來變成洪憲六君子之一的孫毓筠,在革命初期是有相當貢獻的。
當時南京新軍將校多數同情革命,孫毓筠到了南京就想策動新軍起義,不料事洩被捕,送進了死牢。兩江總督端方一看這個革命黨人的背景,知道他是孫相國的晚輩,馬上拍電給孫家鼐,第二天得到孫相國覆電是:“此子頑劣異常,請嚴加管束”。這種語氣分明是要端方“刀下留人”,同時憲政編查館提調楊度也來信請端方“愛惜名士”,於是端方乃派部下何運臺去死牢中授予孫毓筠以“回生”之術,就是要孫毓筠只談政治革命,勿談種族革命。孫毓筠是個聰明人,根據這個原則,他的供詞是:
“革命有兩個源流,一是政治革命,即不問政府是滿人、還是漢人,只求改良政治,富國強兵;一是種族革命,由孫文和黃興等領導。黃興是條不怕死的角色,他們仇視午帥(端方子午樓)最力,一心要殺午帥。黃興的黨羽多數是湖南人,所以請午帥對湖南人要特別注意。……午帥如要殺我,我死得其所,不過為午帥計,黨人誅不勝誅,株連太廣不是消弭禍變之法。……我早就想做和尚,午帥如要保全我,我絕對做和尚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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