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0章 歷史人物的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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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了，現在看寒浞屬性給的還是很不錯的，不單單是單純的說以家臣的身份或是以奸臣的身份篡奪后羿的權勢，能力不會給這麼高的，想來多少也是參考了另一種說法的關係。

“我關注的問題是，這算曆史人物嗎？”鮑鴻疑惑道，“還是說他的確是在史書上記載的人物？或者說，接下來這種遠古傳說中的人物也會不斷出現？”

實事求是來說，對於夏朝的性質，一般來說爭議還是比較大的，不說存在於不存在的爭議，即便是大夏是屬於國家性質還是部落聯盟形式也是難以定論的問題。

正如鮑鴻所說，追溯到大夏這邊，這些事情實在是說不清楚到底算是歷史還是傳說。

大夏再往前，都能夠開始三皇五帝時期了，這簡直就是越來越神話了。

“以史書而言，對於三皇五帝，夏商周的人物認定，基本上系統資料庫也是以周朝的幾本史書為主，另外就是赫赫有名的《史記》了。”系統介紹道，“中國西周末年各諸侯國已有歷史記載，如晉國之《乘》、鄭國之《志》、楚國之《檮杌》、魯國之《春秋》等，《墨子》裡面說墨翟曾見過“百國春秋”。”

“不過，《晉史乘》、《楚史檮杌》等屬於本國內部的歌功頌德，沒什麼實質性的內容，而且這玩意據說可能僅僅是後人根據《左傳》、《國語》、《說苑》、《新序》及諸子書匯而次之，其偽不待辨。”系統繼續說道，“相對來說，參考度最高的基本上就是《春秋》、《左傳》、《戰國策》、《竹書紀年》等。”

《春秋》最初原文在語言上極為精練，遣詞有序。就因文字過於簡質，後人不易理解，所以詮釋之作相繼出現，對書中的記載進行解釋和說明，稱之為“傳”。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傳》，公羊高《春秋公羊傳》，穀梁赤《春秋穀梁傳》合稱《春秋三傳》列入儒家經典。現《春秋》原文一般合編入《左傳》作為“經”，《左傳》新增內容作為“傳”。

公羊傳和穀梁傳與左傳有很大的不同。公羊傳和穀梁傳講“微言大義”，希望試圖闡述清楚孔子的本意（作者認為《春秋》是孔子所作），有人認為有些內容有牽強附會的嫌疑。左傳以史實為主，補充了《春秋》中沒有記錄的大事，一些紀錄和《春秋》有出入，有人認為左傳的史料價值大於公羊傳和榖梁傳。

《左傳》記述的歷史跨度很長。其包括春秋時代的歷史，“可是它講的絕對不限於這段歷史，實際上也涉及了從古史傳說一直到夏商周三代各方面的歷史。這方面的歷史如果今天沒有《左傳》，我們就沒有辦法把它整理清楚。”對於瞭解，研究上古史、古史意義非凡。

《左傳》佐證了不少重要的考古發現。如河南淅川下寺一號墓出土的大鼎長篇銘文記有：“王子午”，又稱“令尹子庚”，“實際上古書裡有‘王子午’，即‘令尹子庚’的只有《左傳》”；再就是1973年湖北當陽季家湖出土一件銅鐘，其上銘文殘缺，記有“王卑命競平王之定救秦戎”，很多學者都講不懂。而“解決這個問題依靠的就是《左傳》”。“競平王之定”就是“景平王之定”。景平王就是楚平王，就是伍子胥鞭屍的那個楚平王。“‘競平王之定’就是楚平王的兒子名字叫‘定’。”

而《春秋》本身則不是歷史學著作，乃是可貴的史料著作，因而對於研究先秦歷史、尤其對於研究儒家學說以及孔子思想意義重大。因此，從史料學的角度利用《春秋》不僅符合《春秋》性質的本來，而且比將它視為“斷爛朝報”的歷史學著作更具價值。先秦諸子著作無一屬於史學著作，卻都是今人研究古史所必需的史料，《春秋》的史實和大義因“三傳”而明，這實在是它的特點和優勢所在。

與之相反的是，《左傳》是信史。晉武帝咸寧五年，杜預看到了汲冢竹書新發現，談到有《竹書紀年》，“諸所記多與《左傳》符同。”人們認為“杜預從他的研究出發，讀了當時新出土的《紀年》，加以比較，證明了《左傳》的正確性。”

而在這裡，就提到了《竹書紀年》一書，從杜預或者其他人的言論裡，不難看出一個觀點，就是認為《竹書紀年》的精確度還在《春秋》或是《左傳》等之上。

《竹書紀年》是春秋時期晉國史官和戰國時期魏國史官所作的一部編年體史書，亦稱《汲冢紀年》，被盜墓者不準所發現的編年體史書。當時被埋藏於魏安釐王（一說應為魏襄王）的墓裡。《竹書紀年》記錄了從夏朝到魏襄王之間的重要歷史事件，對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價值。竹書紀年又與近年長沙馬王堆漢初古墓所出古書